方子奋：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一）

辣油

眼下网上争论“文革”的文章不少，就对“文革”的态度而言，似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文革”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有其合理的一面，有进步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对腐败的抑制以及发扬民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因此对“文革”不能笼统地全盘否定；另一派则认为，十年“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劫难，对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不彻底清算“文革”这笔旧帐，中国将无法在新的发展道路上轻装前进，“与时俱进”也将成为一句难以实现的空话。

本人在浏览了这些有关“文革”内容的网帖后，发现发帖诸君（也包括为数众多的跟帖网友）大多是中青年人，文章内容多半是“议”和“论”；虽不乏举例，也大部分是引用一些他人的资料，而直接描述自己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帖文则很少见到。由于缺少当事人的“现身说法”，缺少对当年发生的事情的真实记录，故而目前网上有关“文革”的帖文，大多显得内容空泛，缺乏说服力，让人读后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中青年网友，由于没有亲历“文革”，本来对“文革”的了解就较模糊，于是在当前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革观”面前往往莫衷一是，看来看去，最后还是“一头雾水”。

本人作为一名“文革”亲历者、“一打三反”运动的直接当事人，在劫后余生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同其他千千万万当年政治运动受害人一样，均已渐入垂暮之年。这些年来，那些政治运动给我们留下的终生身心损害，特别是精神摧残带来的后遗症，隨着年龄的老化，我们的痛感日愈强烈，然出于种种原因，大都默然饮恨，无可倾诉。近年来，在老友“资格龙”及另一小友敦促之下，并经此二君之热心指导，本人成了一名花甲网民。最近从网上浏览得知以上所述的各种“文革观”后，禁不住感触万千，本以为那些尘封的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早被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所掩；在现实生活中，精神的追求巳为横流的人欲所取代，不想还有如此之多的“好事”诸君——尤其是从未身临其境的中青年辈——居然对那段历史如此饶有兴趣，津津乐道。这使得本人在略感意外之余，忍不住产生一种冲动 ——一种要把三十多年前那段本人亲历的历史原原本本复述出来的冲动。年、月、日的消逝，我们也越来越老了，如果仍旧一如既往地沉默，让那些我们所经历的铁的事实继续被历史的灰尘越埋越深，最终随风而逝，且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不负责，最对不起的恐怕就只能是自已了。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写了本文。

下面的叙述，以“事实”为根据，以真实性为铁定准则，我的行文以平铺直叙为主，毫不追求“文采”，我只是要忠实地还原出那段历史，其它别无计较。正因如此，文中所有主要当事人名，一概不予隐饰；所述内容及相关人事，在南京市公安局所存档案中均有据可查。

首先自报家门：方子奋，男，1941年5月24日出生，现年65岁。高级工程师职称，2001年退休在家。

“文革”期间，本人是南京市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张稼山”案、“李立荣”案的要犯，同时又跟“张明才”案、“曹汉华”案（曹案由江苏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审理”）有重大牵连。上述四案的首犯张稼山、李立荣及其母林舜英、曹汉华等四人都是本人好友，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全部被处决。我本人则被南京市 “公检法军管会”以“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9年9月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确定本案及以上其余几案全属“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本案平反判决的根据是“经查，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论处，显属错判。”我的两份判决书原件现存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号分别是“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87号”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9申（70）军管刑字第87号”。

由于当时本人涉及好几个“现反”大案，有关本人的档案材料，估计有二百万字之多；1979年复查时，办案人员捧出厚厚一摞档案，叠起来竟有热水瓶那么高。其中除本人的材料外，还包括大量“同案犯”的材料，由此可大致看出本人“案情”之复杂、“同案犯”之众多。在这些纷繁的人事中，每个“同案犯”就是一个 “现行反革命”，在今天看来无疑就是一个故事；要我全部写出这些故事，不用说是很困难的。我只能拣其中最突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且又为我最了解的几个事件进行描述，余者将另文发表。

这里说的是当年南京市一个“反革命世家”的遭遇。

本文叙述的“反革命世家”，是当年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称之为“南京三大反革命世家”中位居榜首的一个“反革命”家庭。所谓“世家”，即意味着该家庭中至少有两代人以上从事某种职业，代代相传，子继父业，一脉相承。过去人们普遍羡慕的“革命世家”，无非指父母是“老革命”、子女是“新革命”。这里的“反革命世家”，同样是指前辈为“历史反革命”、子女为“现行反革命”。

1966年前，在南京白下区慧园里有一栋残败的小楼房，几十年以来门牌一直是6号。里面住着一户李姓人家。原户主李剑文已于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林舜英，在南京太平路（现太平南路）一家小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成分”之故，无法在城内就业，18岁那年去了南京东流农场当农工。次子李立荣，在三山街刘长兴面馆紧邻的一家早餐店里做大饼、炸油条。次女和幼女，一个在锉刀厂当工人，一个在读中学。另外还有个大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书。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已去台的李剑文，早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会同另外三个同窗好友一起回国。这四个青年留学生中，李剑文和另一同学出于亲戚关系（按：李剑文是李宗仁先生的远房堂兄弟）去了桂系部队，另二位同学则参加了共产党。李剑文到李宗仁麾下后，曾先后任安徽无为县县长、凤阳县县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任职期间，为官清廉，政声极好。由于同情共产党，而且利用职务帮过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的忙，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的 “清党”运动中，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并被列入处决名单。当时亏得一位朋友热心帮忙，将此消息迅疾告知定居南京的林舜英。林立即去南京棉鞋营李宗仁公馆面见李宗仁，恳请老上司搭救。李碍于同乡情面、又是宗族堂弟，遂派程恩远先生携李宗仁手谕星夜赶赴合肥，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李剑文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一直在国民党安徽省省政府中任参事之类的闲职。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在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子女五人及保姆匆匆收拾细软举家南逃。一家人历经艰辛逃到广西境内时，谁知挥师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已先于李家攻陷两广。眼看南逃无望，李剑文一家只得返程北上，决定先回南京再说。孰料祸不单行，快出广西时，一家人不慎走散，由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当地农民强行抢走，从此音讯杳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到杭州会合后，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了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旧居。最初一些日子的生活主要是靠过去的一点积蓄支撑，同时变卖一些首饰来维持。

1949年至1950年，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这段时间倒也安然无事。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展的前十天，李剑文突然接到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一位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那时李虽已知道他是中共特务，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计，也就睁眼闭眼认这个朋友交，并在暗中帮过一些忙。如今改朝换代后，这位朋友虽然在上海市军管会里身居要职，却也能念及旧情，关键时刻把这个绝密的消息捅给了李剑文，并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剑文得讯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匆匆作别，在军管会朋友的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到了台湾，总算躲过一劫。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南京一别，不仅从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两不相见，还成了与爱妻和次子的永诀！三十八年后的1989年，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那幢老楼里，我曾与老人两度促膝长谈，提及这段惊险往事时，李老先生为之唏嘘不已。这是后话。

李剑文之发妻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出身。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即与李剑文结为夫妇，婚后一直相夫教子，持家主内。其为人秀外慧中，婉淑贤惠，堪称李剑文的贤内助。自丈夫去台后，仅靠一点为数不多的旧日积蓄维持全家生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汇寄一些钱款以助妻儿度日。

1957年春，我国政治环境处于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时期（若干年后我们才看出这是一种暴风雨来到之前的短暂平静）。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准备举家去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当时全家已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已买好，只等整装出发了。谁知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起来，经过再三考虑，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是舍不得把已经参军的大女儿一人留在大陆？是对那幢寓居多年旧楼的眷恋？还是一个传统旧女性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现在我们再来作任何揣测都已毫无意义。当我们今天穿越时空隧道目睹着她第二天去退车票的背影时，只有两句古老的格言在我耳旁轰鸣：“一念之差定生死”！“世上没有后悔药”！十三年后，在她和爱子一同被绑赴刑场的途中，这两句话恐怕比即将面对的枪口更加令人撕心裂肺。

到了六十年代初，林舜英眼看着全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深悔当年错过良机之余，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这次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现在都一律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对这个法力无边的“国家”的行事逻辑，作为一个弱女子的她，除了后悔也只能还是后悔。

后来为了生计，她进了南京太平路一家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一家人凑合着打发日子。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排行老五的李立荣。李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饼店当了学徒。由于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后就算下班了。这就给平时既爱读书、又酷好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间”，去他爱好的“兴趣王国”里遨游。大量的读书使他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也大大开拓了自已的视野。“文革”前，同他接触过的大学老师和外国留学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每每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使每个初次认识他的人都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李立荣结识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热血青年，自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则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纵谈文学、艺术之余，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对中国的现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尤其对当局的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别反感。在这些人中，李立荣算是最锋芒毕露的一个。

1965年，一位和李立荣一道长大并过从甚密的朋友，因为同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这其中李立荣受到了一点牵连，当时南京市公安局X处一位警官曾找李谈过两次话，在讯问了与这位朋友的关系后，还对他进行了一番“训诫”，并称以后还会找他。不久后文革开始，这位警官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事过之后，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琴，业余时间继续和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里。我们国家在当时曾上映过相当数量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李立荣对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而对国产影片则从来不屑一顾——后来，这也成了他思想之所以反动的根源之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在那种无奈的表面平静下，他满以为今后的日子也只能这样过下去了。他不可能知道，一场铺天盖地的血腥风暴已经在天边隐现，巨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逼向他，逼向他的家庭，逼向他的朋友们。他，他的家人亲友，和全国所有不甘对暴君的统治俯首帖耳的正直善良的人们一样，在即将到来的大灾大难中都将在劫难逃，无一幸免。

1966年，“文革”的腥风血雨迅速席卷全国。到了八、九月份全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派官僚家庭”自然免不了被“红卫兵小将”们惠顾。好在家中除了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外已别无长物。除了沙发被小将用刀划出几道大口子（检查是否内藏电台之类敌特用具），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在其后的夺权、派性武斗中，李家自然不可能参加。造反派们忙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这倒使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由于置身事外而暂时平安无事。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南京“革命大联委”（由双方造反派及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组织了“前线歌舞团”、海军军乐队部分成员，以及南京各企业的音乐爱好者，成立了一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这个剧组在67、68年间一度很有名气，除在本市演出外，还多次应邀赴武汉等外地巡回演出。若干年后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小提琴家陶葆贞女士，那时就在剧组乐队担任小提琴首席。

剧组总共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应该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不仅每天可与心爱的音乐作伴，更有使青春迸发神奇光芒的追求——从天而降的爱情！

在剧组排练、演出过程中，前线歌舞团一位歌唱女演员T进入了李立荣的生命。从相识、相好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的关系很快达到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步。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一次T，这姑娘不仅貌美、清纯，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的水榭亭待了将近一亇下午，告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度囬头看他们时，这对相偎的恋人在夕阳的余辉中依然在向我挥手，那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动笔写此文前不久，我拜访了李立荣的兄长李蔚荣君，以落实一些细节。在提及李立荣当年的恋爱时，我们都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难言。

时间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经过一年多狗咬狗的派性争斗，造反派们谁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并实行了军管。前面放的差不多了，现在该收拾收拾了，于是伟大领袖及时地作了最高指示，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单从运动的冠名看，也许可以理解为，运动的目标只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词汇里，又何曾有过“名至实归”的情况？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正内涵，体现在现实中就是：非我族类即“异己分子”，异己分子即“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则必须从“无产阶级”的人世间“清理”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或判！

这时，李家的厄运正式开始了。

由于本人案情与李氏母子的案情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叙述李家下面的不幸遭遇之前，在此必须先将我个人的来龙去脉扼要地交代一下。

我于抗战期间（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抗战爆发前在青岛轮船上当水手，曾经参加过有名的“二七”大罢工，还是长辛店罢工总指挥部纠察队成员。“解放”后却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尔做点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亲进了南京织带厂干纺织工，每月工资17元。同年我父亲跌伤右腿后，全家四口人就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小妹妹终日嗷嗷待哺。至于奶粉奶糕，那是绝不敢奢想的奢侈品。当时我们全家人的主食是40%苞芦面（即玉米面）掺以60%的豆腐渣做的饼子，父亲只能将苞芦豆渣饼用口嚼碎后喂我小妹妹。但我这个才四个多月大的小妹妹可能从娘胎里就带来了资产阶级追求物质享受的劣根性，居然拒绝这种我们全家赖以活命的食物！1954年底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夜晚，我这位出生后一直挨饿的小妹妹悄无声息地死去。母亲搂着她那纤小的尸体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邻居借了五角钱给我们，父亲用此款托人买了一只草蒲包装进我的小妹妹送到了乱坟岗。

小妹妹死时我十四岁，刚上初中二年级。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懂事早的原因吧，从我的小妹妹饿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什么“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类的鬼话，并且无论这种鬼话如何与时俱进、花样翻新！

1955 年，大概是“家庭出身好”的缘故，我被保送到武汉湖北机械专科学校读书（军工院校），学的是水雷专业。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我们校长缪忍安（老先生目前尚健在，已届九十高龄）在全校动员大会上热情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踊跃向党向领导向政府提意见，并再三保证不管提什么意见、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绝对不会秋后算帐。我至今记得当时他一段精彩讲话：“……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党的政策，心存顾虑怕秋后算帐，不敢写大字报，不提意见。我们去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却说共产党实在英明伟大，想不出还有什么意见可提。我认为这部分同志讲的不是实话。连我们共产党自己对自己都有意见，你们就真的一点意见没有？这分明是对党不同心不同德嘛……”（现在看来，老先生当年说的可能也确实是真心话）。经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动员会，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一时间到处张贴着琳琅满目的大字报。那时我尽管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但毕竟只是一个涉世尚浅的十七岁毛头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见，只是随波逐流地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当时学校还对每个人写大字报的数量有指标规定，为了完成任务凑足张数，我的字往往要比别人大出一号。就这么热闹了一个星期，突然间风向大变！凡是意见提得多、问题提得尖锐的师生员工，无一例外倒了霉。其中七八个“与党同心同德”最“积极”者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那位在会上大声疾呼要与党“同心同德”的校长先生，却在十余天后就把“决不秋后算帐”的话一口吞了回去，换上一副大义凛然面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起“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罪行来。

说实话，我毫无在此指摘我的老校长之意。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不错的领导，平时治校行政、为人处世都中规中矩。如今关于那场“阳谋”出台的前后经过已为世人尽知；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敢于违命抗旨者又能有几人？我们那位老校长倘若不那样做，他的上司，他上司的上司，怎么能放过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些往事时，除了不堪回首的酸楚外，他恐怕还要多吞下一口苦水，如此而已 。

在运动前期由于我写的十几张大字报都是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废话，我倒也安然无事。谁知临近运动尾声时，在一次班级会上我的发言却撞在了枪口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在那次班级会议上，有同学借“暴露”自已错误思想为名提出，当初缪校长在鸣放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会秋后算帐，现在还没有到秋后，怎么这么快就把提意见的打成右派了？这是不是秋后算帐，这算不算领导讲话不算数？今天回想起来，那句“性格即命运”真是至理名言啊！我这人自少年时代起就有好出风头、喜欢逞能的恶癖，自以为读了几本书，一有合适场合，总不失时机地卖弄一番胸中的半瓶子醋。当时我不等那位同学把思想“暴露” 完，不假思索地就接过那位同学的话茬说：“怎么不算？这是典型的出尔反尔，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骗局，就等人们来上当！”接下来我又引经据典，从《东周列国》、《孙子兵法》谈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列举了“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古今战术战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以至后半场的班级讨论会几乎被我一人全包了。我倒是只顾卖弄，图了一时咀巴痛快，谁知这番讲话很快被整理出来送到了党委办公室。党委反右办公室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将影响我校反右斗争的深入”云云。后来，多亏班上团支书、领导小组组长等几位老大哥老大姐（注：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俗称“老巴子”，外号“倚小卖小”；当时我17岁，按现在的法律用语，还属于“限制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暗中庇护，在开了几次对我的批判会后，小骂大帮忙地做了一个结论，大意是“家庭出身好，不是立场问题”、“问题虽很严重，态度还算端正”、“胡说八道，有口无心”、“闻屁不辨香臭，开口不知轻重”等等。最后党委以“该生一贯表现不好，在反右斗争中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应严处，姑念年龄尚轻，现给予教育帮助机会”为由，给了我一个“最后警告”处分。从此这口“黑锅”在我的档案里“背”了二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随着后来的“现行反革命罪”平反而同时卸下；而它对我人生轨迹的影响却很快就见之分晓。

有了1954年小妹妹活活饿死的切肤之痛，现在由于议论“引蛇出洞”又外加一口 “黑锅”压背，十七岁那年我感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打那以后我不但不相信任何“鬼话”，还养成了一亇很坏的习惯——对所有的官方文件和国内报刊，我总是倒过来看！而且这个坏习惯不幸延续至今，诚如伟大领袖批判坏人时说的 “改也难”。

就这样，我背着黑锅在1960年从学校毕了业。随即被分配到杭州船舶专科学校，名义职务是机械制图教师，但没有教过一天书。原因是学校领导在我档案中发现了我有“右派言论”这个特长，虽无“右派分子”职称，好歹有个“最后警告”头衔（相当于初级职称？），为了按“才”录用，于是把我和那些有“正式职称”的右派教授、讲师们“同类项合并”，分在一起从事基建劳动。我当时倒没怎么计较，甚至还天真地以为这样倒相当安全——同是天涯沦落人，都到这地步了，总该有个相互同情照顾，或者说至少会“同病相怜”吧？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和我成天一起劳动的“右派”先生们，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黄沙之类的劳动中卖力干活、积极表现，在政治学习发言时更是争先恐后、唯恐有怠，除了深刻批判自己，还不遗余力相互揭批，有时“火力”甚至比当年革命群众批判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我居然成了他们的靶子和邀功对象。平时我信口开河的日常讲话，经他们“上纲上线”，将其整理成材料密报了党委，惊动了党委书记魏某。这位魏书记过去一直在部队当政委，政治嗅覚敏锐，“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当时学校创立不久，这位书记大人主政以来尚无尺寸之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斩获。在看了我的右派同事们的告密材料后，顿时引起了他极大兴趣。正愁暂时没有合适的“靶子”，现在有了现成的“猎物”，岂能轻易错过？当即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动员、安排。事后一位当时在其身边工作的朋友告诉我，魏书记曾在党委会上“启发”大家： “右派分子已经够反动了，现在连他们都认为这个姓方的思想反动，可见姓方的反动到什么程度了！”（注：一亇人如被好人说坏，还不至于真坏，若被坏人说坏，则不坏也坏。这真是比黑格尔还黑格尔的辩证法）经过如此严密的逻辑推导，他亲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对我进行了系统揭发批判。在对我的多次批判会上，右派同事们那种大义凛然、嫉恶如仇的批判发言，真使我目瞪口呆，天哪，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纯种的无产阶级左派啊！我还真得谢谢他们，得以从他们揭发我的 “反动言论”里，一条一条看清了这些告密者的丑恶嘴脸。三十多年后，当我从张贤亮先生的名作《我的菩提树》中读到“和这种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还要危险”一语时，登时不禁拍案叫绝，这亇张贤亮，简直他妈的把话说绝透了！

约一个月后，浙江省公安厅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谈话。第一次来时，他们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材料，边看边问，似乎在核实我的一些言论。一周后，这二位又来了，这次开始没怎么提问题，只是东拉西扯聊起我平时的劳动和生活。后来一位有络腮胡的大个子忽然问我：“你同你们领导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我说没有啊，我不过是刚分配来的一个青年教师，平时跟书记、校长连话都没有说过，哪来的矛盾？另一位则自言自语起来：“这就怪了，”他扬了扬手中的材料说：“我们认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进行了接触。我们觉得你有些言论是有点问题，不过还不属于敌我矛盾。你们学校两次坚持要送你去劳动教养，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挺诚恳地说：“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评教育也不是坏事，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你是知识分子，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会明白。”就在两位已经起身出门时，络腮胡子忽然又踅进屋内低声对我说：“在可能情况下，你最好还是调一个工作单位吧！”

这两位来后，我才知道学校已将我的“反动言论”材料报到了浙江省公安厅（注：我校的内保直属省公安厅），并两次要求送我去劳动教养。而公安厅对我的问题倒挺慎重，经过反复审核最终未予批准。

到了八十年代后，不少在前半生吃尽政治运动苦头又经过牢狱之灾的朋友在“忆苦”时，往往以“洪洞县里无好人”对共产党干部“一言以蔽之”，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当年，那两位公安厅人如果在学校送我劳动教养的报告上大笔一挥，再盖个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尤其那位络腮胡大个子的出门踅回，更属多此一举；凡此种种，包括后来我在劳改期间同劳改队干部的接触，即使作为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我也还能在专政者的身上多少体味到一些残存的人性。

折腾了一个月左右，对我的揭发批判总算告一段落。又隔了十几天，魏书记单独找我谈话，说原来要送你去劳动教养的，但考虑到你出身好、年纪轻，组织上决定还是要帮助、挽救你，希望今后好好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好工作，云云。尽管我心里透亮，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感恩不尽、痛心忏悔的样子，表示今后一定听书记话，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

事情结束后，络腮胡子那句临别赠言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这个学校环境实在太险恶，确实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决定辞职回南京。当机立断，主意打定后的第二天，我就把辞职报告送到人事处。三天后，学校下文批准我自动辞职。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狠狠的揍了一个郑姓老右派一顿。这位郑右兄原系XX机械学院的副教授，年龄已近“知天命”。在反右斗争中，大概也是口没遮拦地向领导提了一通意见，最后成了右派。有次我和他一同如厕，蹲着无聊，东拉西扯说了一些闲话，其中扯到过到处饿死人的事。及至开我批判会时，他为了好好表现表现，竟添油加醋“揭发批判”我，说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我“造谣到处饿死人”。当时厕内只有我们两人，而他的“反动言论”比我还多；现在我倒霉了，他却落井下石，声色俱厉、唾沫四溅地把所有脏水往我身上泼！这口气我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当他鼻青眼肿“状告”到保卫处后，保卫处大概是认为这属于坏人打坏人活该，结果不了了之。

这位郑兄倘若还健在（当届九十高龄了），我还是愿意当面向他道个歉。无论如何，“君子动口不动手”，且从法律角度我也侵犯人权了。在我记忆中，我从未主动打过人，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再想想连吴晗这样的正人君子，在“反右”中居然也出卖过朋友，严酷的政治环境能把人的心灵扭曲到什么地步，确实超乎常人的想象！

1961年秋，我自动辞职回到南京。作为“漏划右派”，我跑遍了有关部门，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不得不以“待业青年”身份随同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南京东流农场当农业工人（主要从事果木种植）。工资不是很高——16元[资格龙（键盘输入者）插话：我的“劳教工资”还比你多五毛呢！：）]。两年之后，据说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下子把我的工资调高到每月 19元。如果把当年我们的社会结构分成十八层的话，我的社会地位大约相当于十七层半。尽管到了这个层面，档案袋里那口“黑锅”还是如影随形地忠实陪伴着我。1962到1966年期间，由于我的特殊政治身份，一直蒙受农场领导的特殊关照，在1963年还荣获一顶“监督劳动”桂冠；此间的许多故事就暂时不表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领导们无一例外成了“走资派”。农场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呈现出一片泛自由化状态。领导们成为“走资派” 后，手中的‘阶级斗争权杖’，一夜之间全被伟大领袖收缴了，权没有了，架子随着也小了许多，见面时居然也会恭维我几句，这倒着实很让我“受宠若惊”了一阵子。不过真正舒心的还是，生产无人过问，上不上班根本无人管，这使我这个天生好逸恶劳的人有了许多看书、拉琴、练字的时间，日子过得十分逍遥。（从 1967到1968年期间，我还曾积极投身过当时风靡全国的“三忠于”活动中——应邀到各处绘制伟大领袖的红宝像［油画］。不过动机不太纯，主要是贪恋邀请单位的饭菜香烟招待，每到一处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时间。那一年多里，我和我的小助手栗X两人吃的红光满面。后来在我被抓后，曾有不少革命群众揭发我，说我在画伟大领袖红宝像时，从来没有一气画完，今天画个头，明天画身子，故意让伟大领袖身首异处，用意恶毒至极。令我诧异的是，这条极为严重的罪状最后居然没写进判决书，至今不解何故？）

就在那年秋天，我认识了李立荣。

是年农场创建阀门厂，负责技术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干部。其中两名讲师、一名八级技师，理论、技术均属一流。经他们推荐，我被调入阀门厂做他们的助手。进厂后我认识了干车工的李蔚荣，然后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立荣。认识李立荣，我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初次在李家见到李立荣并与之交谈，我就被他不凡的气质所征服。他关于政治、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使我既佩服又吃惊；而他同时表露出的真诚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动不已。我在农场埋了五年，每天与黄土为伴，同阶级斗争打交道，现在陡然在面前出现一个倍感亲切的知音，原来那颗冷漠孤寂的心顿时充满了温暖。当我们谈到凌晨一点握手告别时，我哭了。

相见恨晚之余，我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从认识他开始到1968年夏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欢乐和忧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对他的情谊，绝不亚于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却丝毫未能动摇我们之间的信任和关心。在我出事之后，我根据办案人员的口气和种种迹象证实，他把我们之间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带到了刑场。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后稍微供出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有关我本人的介绍，暂且打住。

1968年春末夏初，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后，李立荣从他单位朋友处打探到一个消息：大饼店的上级革委会正在整他的材料，准备办他的个人专题“学习班”。1968年6月1 日，我和他一同到建邺路小学，观看一位朋友W的批斗会。在会上有人揭发W和李立荣关系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荣谈过哪些反动言论。W 因为态度不好，会后即被关进南京建邺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李立荣说他可能会有大麻烦了，我也同样表示了忧虑。

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帮他回忆同哪些人说过什么话，有无涉及政治、尤其是“矛头直指”的言论；同时商量万一我们各自都被隔离审查，如何应付办案人员的讯问——也就是“订立攻守同盟”。

1968 年6月20日，李立荣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将被隔离审查。那天我和他单独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对即将面对的一切做了各种估计，并且作了最坏的打算。根据我们的判断，他和我，以及我们一班朋友之间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谈论时政，对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行为进行抨击议论，还有过一些对当局几个最高领导人的不恭之辞。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落实到头上，判个几年徒刑恐怕难免——不过，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凭这些言论会有掉脑袋的事。（是我们太年轻、太单纯？还是这个民族太年老、太复杂？也许这是一个永远的谜。）那天临别前他一再嘱咐我小心、保重，并希望我帮助照顾他的母亲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楼，在楼梯口我们拥抱后挥泪告别。

第二天上午九点，李立荣被隔离审查，并于下午被关进设在太平路杨公井清真寺内的白下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此机构名义上是“群众专政”，实为公检法军管会的“编外看守所”，关押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不安分守己的“四类分子”；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有不满言论的“思想反动”者；投机倒把分子（即后来的“个体户”）；“乱搞男女关系”的；拒不下放插队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者。而“看守”则由各工矿企业选出的一些“思想觉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当，每批干半个月，再轮换着干——这有点类似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的“民众法庭”。李立荣进去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倒没有受什么罪，就是回单位开过两次批斗会，一般性的低低头、弯弯腰而已。当时我通过“内线”（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断得知他在里面的情况。

8月上旬的一天，“内线”传来一条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员学校大礼堂召开全白下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大会”。这天下午我早早去了会场。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李立荣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言论，除点了“文革”前已被判刑五年的 Z的名外，只是笼统地说“李立荣和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臭气相投，来往密切，在一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但并未提及具体人名。在批判分析、无限上纲的同时，对肉体也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自李立荣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个彪形大汉在旁伺候，自始至终人被架成“喷气式飞机”，上半身与地面成90° 角。身后还有专人揪住头发，每当责令回答问题时就把头拉成仰角。在他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嘴紧紧抿着，两眼在喷射怒焰。任凭呵斥怒吼就是不开口。他的倔强招致数番拳脚，最后一次头被拉起来时，鼻子里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疯狂叫喊：“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李立荣！”“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震耳欲聋。最后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说，对李立荣这种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一片“杀！”“杀！”“杀！”的声浪。三十七年后的今天，当我手中这支颤抖的笔写到这里时，耳边又响起那震耳欲聋的喊声：杀！杀！杀！杀！杀！杀！

下午四点半钟，批斗大会结束。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李立荣继续架成“喷气式”，颈上用铁丝吊着一块二尺多长的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由海校出发经白下路走向大行宫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毒辣的太阳把沥青路面都晒化了。被架成“喷气式”的李立荣艰难的一步步挪动着双脚，头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颈上挂的木头牌子时时擦着地面。从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着自行车，夹在随行的围观人群里伴随着他。途中有几次他趁揪他头发的人换手的间隙略微抬头时看见了我，我乘机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并紧贴胸口的手势（源自一部苏联影片，表示忠诚），他看见了——从他嘴角漾起的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从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过一公里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进清真寺大门时押送人松开手，他直起了腰。这时他猛然回头，正好跟五米开外的我四目相对。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紧接着大门在他身后掩上了，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到他，从此，我与他生死两隔！

他把在人世间最后一个笑容留给了我，也将这个笑容永远镌刻在我心中。去年（2005）8月的一天，途经白下路海校门口时，车窗外的阳光陡然间触动了我的下意识，我叫立即停车，让司机丢下我自己开走。我从海校沿当年李立荣走过的路线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早就灰飞烟灭了，那座清真寺又恢复了它的原来用途，一些虔诚的穆斯林正在进进出出。没有人记得当年的一幕了。这同样的炎夏烈日，同样的天空和街道，三十七年前，这里曾经见证过一个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带着他做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愿望，被人架着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不归之路。

就在批斗大会当晚，李立荣被转押至白下区公安局看守所。按当时说法这叫“升级”。

自从李立荣被隔离后，他母亲林舜英终日思念儿子，也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事？李立荣“升级”后，她更是寝食难安，几乎终日以泪洗面。我一般两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践约照顾安慰李立荣的母亲，同时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这样几个月过去，既无什么动静，我们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春节，就在这年的春节期间，出现了新情况。

在节前的腊月二十八，一个自称姓陈的人晚上悄然去了李家。见到林舜英和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后，陈某称其前段时间一直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里，而且睡在李立荣紧侧，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就在他临释放前夕，李立荣特意托他带口信回来，说他在里面一切都好，望母亲和兄妹不要担心。他最不放心的是几个好朋友在外面有没有麻烦。另外陈某还重点表示，按李立荣嘱托，他必须要同老方和曹汉华见一次面，有些事要当面谈谈。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时，我们三人一起分析了一下。林舜英的意思是他儿子又没犯什么大法，这个姓陈的鬼鬼祟祟，形迹颇为可疑，会不会是公安局派来套我们话的？还是不要没事找事，叫我和曹汉华别去见他为好。李蔚荣也认为不必去接触这个人，免得节外生枝。

上面提到了曹汉华，现在要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了。

我认识曹汉华是在1967年。在我之前李立荣和他已是知已好友。他一直在无锡市第二制药厂当工人。曹汉华喜欢弹吉他，爱好古典音乐，读过很多书。为人极其敦厚善良，且仗义疏财非常讲交情。1967年经李立荣介绍和我认识，很快成为至交。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政治、文化见解，我一直把曹汉华视为我的知音。尽管我认识他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在我这一生中，他在我心里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就在我被捕判刑不久，曹汉华被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以 “现行反革命”罪名残酷杀害。1970年冬我被南京第十一劳改队押往无锡建华监狱集训，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吕姓刑事犯。他在看守所时一直和曹汉华关在一起，并且在同一个“公判大会”上宣判。多亏这位吕姓难友，让我多少了解到了一点曹汉华的最后情况。曹在被捕后，面对种种酷刑，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口，按现在的法律用语是‘零口供’。恼羞成怒的审讯人员使尽了招数，最后竟用铁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齿。即便如此，也未能使他屈服。在“公判大会”上宣布判他死刑后，他强行挣扎着猛的把头前倾迅即后仰，使得身后抽住勒在犯人颈子上绳圈尾巴（注：这是具有二十世纪中国特色的一种对付死刑犯人的特殊手段。每个死刑犯人在执行前，颈子上都被套结一个Q形绳圈，松紧以死刑犯人勉强可以呼吸为度。一旦发现犯人临刑前要呼口号，身后的警察立即抽紧绳圈尾巴以勒住犯人喉咙使其发不出声来。这个方法比起张志新临刑前的割断喉管，显然是一个重大的人道主义改革，正因如此，故一直沿用至今）的警察猝不及防从而让曹汉华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瞬间，曹汉华用这最后的一口气喷发出了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声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春节大年初一，曹汉华从无锡回南京。见面时我把李立荣从看守所托人带信，以及来人一定要同我们见面的事告诉了他。同我一样，他也认为应该见见那个姓陈的。

年初三，按照事先约定，我、曹汉华一道与陈某在朱雀路（现太平南路）和健康路交界处一座银行大楼旁见了面。这亇姓陈的大约四十七八岁，瘦瘦的，有两颗显眼的金牙，让人老远一看就能认出。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在㳽漫的雪幕中，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三人撑着伞，踏着厚厚的雪沿朱雀路（如今的太平南路）边走边谈。

一番寒暄过后，陈某神情诡秘地告诉我们：“立荣在里面一切都好。从目前情况看，上面并没掌握什么具体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担心。”

“不过，”他放低声音接着说，“他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二位。他最看重同你们二位的生死感情，同时，”他的声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组织暂停行动。他再三要我转达你们，不管出什么事，组织活动必须照常进行。”

听他这番不着边际的话后，我告诉他：“我们跟李立荣不过是好朋友，大家都爱好音乐和文学，平时最多在一起发发牢骚。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组织，而且连想都没有想过。”

他显然对我的话很不满。

“既然二位不愿把真情告诉我，”他停下了脚步，“我当然也很理解。干我们这行的，特别是身在组织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会有灾难性后果。既然二位不愿深谈，那就到这里吧！反正我已经把话带到了。”

见他似乎动了气，我只得反复向他介绍我们和李立荣认识、交往的经过，并再三告诉他我们只是好朋友，我们从来没打算搞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行动”。

“既然二位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为难你们了。看来，我们的上面不是同一条线的。”

曹汉华和我对看了一眼，然后对陈某说：“谢谢你老陈，你冒着风险带信来，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不过你提到的组织，我们确实没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赌咒。”

大概估计到谈不出什么名堂来了，他也就没再提什么“组织”的事。但似乎还不死心，又“不经意”地提到我和曹汉华的家庭、工作单位情况，连一些细节都很准确。显然，他对我们的情况非常了解。对此我和曹汉华都有些惊讶。

这次见面约持续了半小时，后来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时我们分手了。告别时陈某很郑重地对我们说：“再见吧。根据规矩，希望二位不要跟踪我。一旦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们。”

望着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汉华有些茫然。这个陈某，究竟是什么人呢？

根据他的谈话，显然对李立荣、对我和曹汉华都相当了解。他居然连曹汉华女朋友的小名都报得出，还知道我弟弟的乳名。这些都不是一般朋友能知道的。他一定和李立荣在一起关过，而且李立荣对他非常信任。但是，这个姓陈的一再追问的“组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来没成立过什么组织，李立荣当然不可能跟他提起这个所谓的“组织”；那为什么他又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呢？难道陈某是个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期间精神病患者被抓进去的不在少数）？这不对。首先，如果他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李立荣必然很了解他，他怎么会托一个精神病人带信呢？再者，从我们跟他这次接触来看，陈某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怎么看也不像有精神病。

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公检法军管会并没有从李立荣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们估计很难撬开李立荣的咀巴，情急无奈之下，特地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于是安排了一个“卧底”在他身边，通过李立荣之口，在摸清了我们一些生活细节后，取得我们信任，最终把我们这几条“大鱼”钓上钩。如果我们真有什么“组织”，倒真如这位“卧底”所言，稍一“麻痹大意”就会有“灾难性后果”；但，如果这“组织”二字本来就是“莫须有”，下一步他们又将如何呢？

我和曹汉华分析到这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看来，公检法对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关心”了，一场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我们！不过我们还是有点迷惑不解：几个年轻人平时在一起，除了谈谈文学、艺术，最多不过一时兴起地发泄一下对现实的不满，可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同当局为敌啊！对我们这些人，值得大动干戈吗？

那时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论”，人的独立思考和信息交流，居然会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感到如此恐惧！！

初三当晚，我把当天下午去见陈某的情况告诉了林舜英和李蔚荣。林舜英觉得儿子既然没有做过什么反政府的事，你们又都是些很正派的年轻人，让他们去搞好了。她说，我们家虽然出身不好，但这些年来一直老老实实，从来不做违法的事，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我想想也是。

大约隔了一星期左右，那个姓陈的又在林舜英上班的路上和她见过一次面。据林舜英告诉我，陈某又企图从她口中套我和曹汉华的情况。林舜英平素一贯胆小怕事，讲话非常注意；再说我已经告诉了她陈的可疑，因此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他。

陈某究竟何许人也？人说“这个世界真小”，果然如此！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机床厂劳改时，有个名叫李海涛的犯人和我关系不错，一次他无意中谈起一个邻居的事。这个邻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涛面前吹嘘过，说他在1969年曾经协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内，取得这个反革命组织头头的信任，从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当即问他此人是否姓陈、四十来岁且口中镶有金牙？李海涛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就是那个“现行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并把当年的经过情形讲了一遍。于是李海涛又告诉了我一些有关这亇陈某的细节。

此人确实姓陈，原来住在洪武路，一直无正当职业。为了生存，平时免不了干些投机倒把、偷鸡摸狗的事。搞到钱时酒菜满桌，没米下锅了就去居委会闹救济。对这种市井无赖，居委会老大妈们倒也拿他没什么办法。1968年下半年，根据江苏革委会头头许世友的高招，决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农村，陈某所在的居委会首先把这个光荣任务分给了他。但任凭居委会白天黑夜上门动员磨破了嘴，他“死猪不怕开水烫”，非但拒不领情，还耍泼使赖、寻死上吊，使居委会头痛不已。眼看这颗“耗子屎”要坏了汤，居委会同派出所串通好后，决定先把陈某关起来刹刹他的威风，以此杀鸡吓猴。于是，别的下放户去了“广阔天地”，他则进了看守所。刚进去不久，恰巧被当时主办李立荣案子的冯祖福先生慧眼相中。（注：冯先生当时是白下区公安局的“专案组”成员，无锡人，因有一脸雀斑，外号“冯麻子”，以善于审办现行反革命案件著名。后来一直在白下区公检法口子工作，约十年前从白下区检察长位置上光荣离休）冯先生正好一直想安排一亇内线打入我们“内部”，只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陈某当时正巧和李立荣关在同一号房，并且紧邻李的位子。冯在看了陈某档案后，觉得此人可以利用，于是找他谈了话。根据陈某 “有奶便是娘”的特性，冯先生许诺他可以不下放，条件是要替公安局办件事。陈某自然受宠若惊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就成。冯便向他交待了详细内容：首先要在李立荣身边主动说“反动话”，越反动越激烈越好。以此骗得李立荣信任后，从李立荣口中套出我和曹汉华的情况，再以“带口信”方式来“钓”我们。另外陈某还得在李家住宅周围密切监视往来人员，记下来人的相貌年龄、具体时间。为了防止我们“反侦察”，冯祖福还同陈某约定，每星期四上午九点在淮海路红十字医院门诊部碰头，冯听取汇报并作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平时若有紧急情况，陈某可拨打一个专用号码电话。

从街头流浪的癞皮狗一跃而变为体面的警犬，陈某对主子的感恩和卖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便有了前面讲过的事。

听了李海涛的叙述，总算解了心头谜团。还真得多亏这位姓陈的老兄爱吹嘘自己的天性，否则到现在我也无法一释心中之疑。1982年，我住在南京城南凤游寺，有天下班途中忽然发觉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有些眼熟，从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们“内部”的那位陈兄。于是我悄悄尾随到了他的住处。当时他独身一人住在一个老宅第二进天井里搭建的小披屋里，面积不过七八亇平米，看样子混的仍然不景气，估计当年我们这些“猎物”一一捕获后，这位临时警犬的利用价值已不复存在，冯先生随后就一脚把他踢开了。怜悯之心终于打消了我算“旧帐”的念头，再说，这笔旧帐又怎么算呢？当时我好歹还是亇政协委员，多少得有些自重才是。这些，都是后话了。

1969年春节过后，自打同陈某见过面，再也得不到李立荣的任何消息。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了些，有工作的基本上都回单位上班了。我还是尽量抽时间去李家，不时给林舜英他们一点安慰。眼看李立荣关进去半年多一直不处理，也不知结局到底怎样，我们惴惴不安地一天天等待。这期间，李立荣的大姐带着一双儿女从武汉回来探过一次亲。她的看法是，李立荣既然没干过什么坏事，只是说过一些错话，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最多关一段时间教育释放了事。大女儿的劝慰，加上一对活泼可爱的外孙在膝下撒娇，林舜英的心情总算有所好转。对正在逼近的巨大灾难，李家所有的人都毫无觉察。

不过，我一直被不祥的预感所笼罩。

首先，文革之前李立荣受他那位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朋友Z牵连的事一直没有了结。后来市公安局之所以没再找他，是由于文革开始后公检法建制被打烂，办案人员去了“五七干校”，已经自顾不暇。尽管如此，这决不意味着李立荣的事不了了之。那些档案材料还在，根据当局的行事风格，这笔帐是迟早要算的。其次，从海校批斗大会的规模和声势，以及会后立即将他“升级”进看守所来看，充分表明当局对李立荣重新立案的程序已经启动。而且这次不会是小打小敲，不搞出点成绩来，不会轻易罢休。再者，经办李立荣案的那些老公检法人员，文革初期都有被“打倒”“靠边站”的经历，如今重新被起用，正想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好好表现一番；文革前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条条框框”限制手脚，现在老规矩早被统统砸烂，正是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大好时机。

基于这些分析，我预感到李立荣在劫难逃，而且我大概也难以置身事外。

1969 年四月“九大”开过后，在伟大领袖“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号召下，中央的争权夺利密锣紧鼓，地方上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到处在斗人、抓人，判刑，枪毙人的布告（由“公检法军管会”签发）象如今治疗性病广告一样随处可见。我所在的农场同其他单位一样，几乎每天都有批斗会，一个又一个的“坏人”被揪出来。平时在人们印象中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顷刻之间成了“地、富、反、坏”，有两个一辈子识字总数从未达到过三位数的农民，居然会是“系统地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

不久，无产阶级司令部要人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一篇重要讲话在全国范围到处印刷张贴，公然强调对阶级敌人“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我们农场一个姓孙的军代表（注：此人造孽过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惧怕被他整过的人报复，差点吓出精神病来）在一次大会上声色俱厉的叫喊：“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张旗鼓地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苏修正在妄图侵犯我们，敌情这么严重，不杀一批人行吗？我们哪一次同敌人打大仗之前不杀一批人？”我当时听了差点没笑出声来：这同当年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有何区别？

很快我发现我的行动已经受到监视。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积极分子”晃来晃去。看来，对我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1969 年6月2日，一个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无锡回来的曹汉华在新街口见了一次面。我们坐在环形花园护栏上一直谈到天亮。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他，他并不奇怪。他也感到在厂里有人注意他。另外他告诉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装出口药品时，把事先准备好的小传单夹在说明书里发到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现时的政治状况。我劝他要谨慎一些，他笑着说人活着总得干点事。临分手前，他略带伤感地告诉我，他已经同恋爱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连累她。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这一别，成了永诀。

我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1969年6月16日，当局对我下了手。

1969 年6月16日，那是个阴天。头天晚上应一个朋友之邀，替他画了一幅狄更斯小说《奥立弗尔》的封面，故而睡的很晚。上午8点刚起床，有人来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会议室开全体职工大会。进了会场后，直到9点20会还没开。书记安排我读报（事后看来这显然是个精心安排）。到9点40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们书记在门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说有事找你。我刚出会议室门，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把我架进一间小房间。屋内空无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周墙壁上贴着醒目的黑体大字标语：“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必须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两人紧紧揪住我的衣领角，仔细检查里面有无氰化钾之类的东西（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特工人员被捕时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领角里这些剧毒药品，立马就能毙命），紧接着扒光了我身上所有衣服和鞋袜，给我换上一套全新的劳动布工作服。刚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着我的臂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架往办公室外的露天会场。我刚在会场露面，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轰然爆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千多支胳膊随口号声一伸一屈，场景极为壮观。当我被押到台前时，台下前排猛然蹿上十几个人向我扑来，一秒钟不到，我即被掀翻在地。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挨到了拳脚，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东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见到拳头和穿着鞋子的脚在我身上运动。后来听到有人在喊“大家不要动手，大家不要动手！”但拳脚似乎并未停下来，直到会议组织者在喇叭里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杀人灭口！”这些义愤填膺的 “革命战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该“感激”会议组织者的急中生智，否则，那天弄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灭了口”。

我又被架了起来。一阵口号过后，主持人军代表在麦克风中警告我：“方子奋，今天我们对你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沪宁线上全面实行了抓捕，你们的成员一个也没有跑掉！到这个地步，你唯一的选择是彻底坦白交代，否则李立荣就是你的镜子！”听到这里我的心一紧：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到底怎么了？！

正当我猜度李立荣到底怎样了之际，忽然大会宣布“现在由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发言。”随即李蔚荣站起来说：“李立荣前天上午已经被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坦白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你的下场是很可悲的”。看来，为了分化瓦解我们，军管会是刻意安排李蔚荣发言透露李立荣的消息，要我别心存侥幸，休想蒙混过关。

但是令军代表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消息反而让我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李立荣不过判了十年，曹汉华和我，还有其他几个朋友谅也重不到哪里。

这第一次批斗大会开的很短，总共大约40分钟。此后又开过近二十次大小批斗会。由于我是“要犯”，军代表们可能真的怕有人对我“杀人灭口”，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倒也没受过拳脚照顾。我先是被关在农场的一间浴室内，由16个民兵分班轮流看守。8月24日，被转到白下区看守所，又于1970年1月初转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关押。

就在我被抓进去不久（注：我之所以称自己被“抓”而不是被“捕”，是因为军管会从未履行过逮捕手续），李蔚荣也被抓，先关在白下区看守所，尔后也转到了娃娃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