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 （綦彦臣）

morning

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通史》

　　“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到时下已经进入最广阔的通俗文化领域，成了歌唱家的一句唱词。唱词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即世世代代的老人们讲给孩子们听的鲁班的故事。

　　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一场常识的谬误。因为事实上，赵州桥是隋朝著名工匠（也是设计师）李春于公元595年至605年十年的时间修成的。鲁班是春秋时人，与李春相去千年。

　　一千年之前的人，何以修一千年之后的桥呢？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思维就是靠这些由常识的谬误积累起来的东西来支持的！在我们自称善向历史学习的文化中，其实总在不自觉地误读历史。为了一时的实用或为了创建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标准，不惜篡改、删削历史，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种几不可治的痼疾。这种故意造成了更深的误读，从《史记》的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帝到朱熹肆意贬低左丘明的身份，不胜枚举。

　　历史失真，历史思维偏差，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史实！从东汉末王符的悲叹，到明末的黄宗羲的激愤，无不是头撞变形的历史之壁的沉闷回声。王符叹到：王莽篡位之时，汉家吏官与贵戚十万人余人，敢于抗争的不过刘崇、翟义二人，“由是观之，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在黄宗羲生活过的那个灭亡了的王朝，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向岳父周奎（封嘉定伯）借钱凑军饷，老家伙软磨硬抗勉强交了两万两银子；到了李自成进了北京，对他严加拷打，结果他不仅交出52万两银子，还交了许多的珍宝…

　　王符的浩汉、王符的定律，在周奎的身上反馈了、验证了。其间一千四百年，中国历史本质之未变，历史思维亦未曾变！不能从历史中读出更新的东西，不能深自反省，结果历史慢性中毒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道德贫血！

　　这一千四百年中间，王朝兴替也频发生，类似的真事又也不曾一次地发生过：南宋末年，高官大吏惧怕蒙古兵到了弃官不要的地步，以致于原来荫补为滥的官场到了要职重津无人应守的地步。一个领着年幼小皇帝的老太婆（太皇太后）苦苦地哀求高官大吏们：宋家三百年没亏过你们文人呀，怎么到了国家危亡之时都弃官逃走了呢？

　　要知道南宋时期是中国儒学最兴盛的时期，程朱理学讲死不失节，并获得种种政治殊荣。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最兴盛的信仰说教与最败坏的政治道德共生，南宋王朝小皇帝终于在大臣的背负下，跳进了大海。

　　少年皇帝的跳海与三百五十年之后成年皇帝的上吊，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人生活在历史的泰坦尼克号上，一次次地撞沉，却难以反省！

　　何以反省？只有消除历史误读即中毒状态——改变历史思维才是唯一出路。

　　当然，本书作为一个“颠覆历史”的现代话语版本，并不否认文学创造对历史的影响。相反，文学创作对历史的解析起到的辅助作用几乎与考古学的贡献是一样的。我所反对只是肆意妄为的改写，或为明显政治目的改写。

　　一部好的古典名著往往能写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更翔实的历史。之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来说，《水浒传》以文写史的意义是最深刻不过的了，它远超过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的史学意义。《水浒传》的核心主题“只反贪（奸）官，不反皇帝”，几乎就是中国自南宋以降对待秦桧历史评价的一个缩影或最简洁注释。秦桧成了赵构的替罪羊！而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赵构发布的诏书中，他明确表示：“议和是朕定的国策，秦桧只不过起辅助作用而已。”

　　《水浒传》写出投降的悲剧，也暗示了如此历史悖论的存在，所以清代的金叹圣大骂《水浒传》教坏天下人心。

　　在还原真实历史与解析多伪的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水浒传》各种人物的原型：北宋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无疑就是浔阳江酒楼上醉酒题诗的宋江；清代王肇基献诗邀恩案几乎是对杨志打点高俅的一个“新注释”，凡此等等。

　　我刻意将历史与文学创作分开，如批判“赵州桥本是鲁班修”的民间传说式的“通俗历史”，但在另一端也能看到：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也“隐匿”在文学之中。当然，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比如文学史家如何从杜甫的诗作中找到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他的《卖炭翁》既反映了底层的不幸，又记录当时长安城冬季取暖的热能来源。凡此等等。

　　文学之能证史，功用如此，但要以一部文学作品来与通史比较，全面“说事”，则很困难。在中国，唯有一部《水浒传》可起到这个作用。

　　于是，我自以为是地也是有意识地把对《水浒传》的史学解析，当成了一部史学批判著作的一部分。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中曾说道：“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是唯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水浒传》是一部灾难的历史，更是多灾多难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它从记录君王的懈怠开始，描述了一场社会灾变发生的机理。而这样的灾变确实真实地发生过。在被后世神化的汉武帝那里发生过，在被后世斥为暴君的隋炀帝那里发生过。在宋江等人挑起的这场灾难中，他们运用了传统的反抗资源，与当年的陈胜、吴广何其相似乃尔，而其中被人推为真正的英雄李逵血腥的杀戮－－以耳朵计杀人数，又与发生在当时的真实的方腊事件多么地“神合”－－方腊及其所部屠杀了北宋居民的十八分之一。晁盖的原型几乎就是方腊，一个小财主，一个因受盘剥而产生不满的小人物；而宋江的原型几乎就是唐代的黄巢，他愤怒的诗篇，他向朝廷谋封妻荫子的心理，凡此等等。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会习惯地把体制内的力量逼到反对它的反方向去，杨玄感的反叛与李渊的兴起何尝又不是林冲、杨志们的真实文本呢？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它用制造蒙蔽与虐杀的内在机制来为死亡点刹车，虽然可骗一时，但方向是变不了的。于是高俅们兴起了，对下层的蒙蔽开始了，而下层社会何尝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宋代建立前的五代十国里强势集团的暴虐，几乎让宋王朝的创建者时时梦中惊起……

　　北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本书多析其史实的最主要原因），从此以后，中国再无汉唐的辉煌，更无那时的恢宏与宽容，全面走向了阴暗、狭隘与刻毒。

　　《水浒传》的源创作是南宋时斯的佚名作《宣和遗事》。宣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历七年（1119∽1126）。这七年，北宋的政治衰败到了顶点。宣和七年（1126），在金兵的攻势中，赵佶匆忙把帝位传给了儿子赵桓。虽然由《大宋宣和遗事》而《水浒传》，文学色彩已经大大加重，但其内部的历史惯性却丝毫没削减，甚至在加强。所以，清代的体制内大学者金圣叹大骂《水浒传》：“一部《水浒》教坏天下有强力而思不逞之民。”

　　如果排除政治歧见，仅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金圣叹的判断是准确的。可以说，《水浒》问世以前，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一样是读史的文化，而到了《水浒》之出，底层社会断然与上层进行了文化分裂，走向了话本文化。故而，古典四大名著，唯《水浒》家喻户晓，也就不足为怪了。

　　仍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论，《水浒传》（以及《宣和遗事》）是一部预言书。至少它关于投降的隐喻是非常准确的－－英雄们归化的历程，成为皇权结构的一部分。朱元璋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朱元璋作为一个反叛者，终于归化到皇权体制。这是一次最成功的思想投降，此前只有刘邦一个人向皇权体制进行思想投降的活动成功了。《水浒传》依史实告诉人们（不逞之民们）：不管你们如何反抗，最终是要归于皇权体制的，即便你反成功了，也不过是对皇权的一次复制！

　　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秘密。

　　这部伟大的预言书，其智慧超乎了所有的正史，无论《史记》、《汉书》，品位均在其以下。

　　《水浒传》所描述的底层社会的生活也有着准确的预言性。以宋江为例，他身为小吏，却以公职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并且享受着婚外性生活的好处。清代文人的好色之瘾，重复了宋江的活法儿，乃至于今天的“包二奶”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假公器以自肥，让清朝付出了最大的成本。漕运之败坏概由此者。

　　李逵以杀人为快的屠城心理，在此后也有真实的写照，如明末张献忠之屠武昌、清初顺治之屠扬州、清中后曾国荃之屠金陵（天京）。血淋淋的预言，屡屡实现。

　　有谁能否认：《水浒》既是写史也是写预言呢？！

　　权力秩序的安排是中国历史一个神话源头性的根本问题，关乎尧禅舜继的文本已成公理。但，至少另外的文本却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竹书纪年》打破了这个神话。《水浒传》再一次颠覆了“尧禅舜继”的文本，宋江与卢俊义的权力秩序的复杂博弈让晁盖的传位路线彻底失败。《水浒传》的作者把权力秩序的更迭予以了双重合法化，称之为“尧舜推贤万世无，禹汤传后亦良图。”否定了晁盖的传位路线后，采取了新的实力博弈，历史便更加地真实了。

　　历史分析不惟是讲故事，而是让想了解它的人从中得到启益。从人物到社会，有一个全场性经历。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过：“当社会解体的过程进行到尽头时，一个灵魂便处于主动与与被动两不相容的的选择之间，在界限上，趋于更加僵硬；在分歧上，趋向于更加极端；在后果上，趋向于更加严重。这就是说，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放下汤因比的高深的学术总结不说，只看一场场由个人到社会构成的帝国历史败亡的场景，我们就不难明白：只有走出历史中毒状态，我们的文化生命才会焕发青春。

　　古代的帝国如汉唐宋元明清作为国家形式，不仅有非常强烈的外向冲动如对邻国乃至更远方的征伐，而且它的内向扩张欲望也十分强烈－－如大肆耗费税收以建筑庞大的娱乐工程。后者往往成为引发帝国大衰退的原因之一。帝国的强大，往往让最高当权者过于自信并产生幻觉性的判断失误，从而引发政治败坏－－我称之为“窳政”。而所谓的强大，不只是指军事力量、经济总量，更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地理范围上的广袤、存在时间的绵长。

　　向历史学习即以史为鉴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专利，也更是普通人的“活儿”－－我们真地有义务来学习历史，以便把这些体悟传给后人。在你与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的晚辈的言语交谈中，在让他们得知您的史学涵养的同时，他们自然会认识到“窳政”的危害。倘使受益的他（她）日后成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也是我们无形之中做出了贡献！倘使他（她）日后成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其思维方式良好、史学心态正常，那也是我们为他们开凿了幸福的源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看到史学心态不正常的群体做出的种种荒谬行为，许多人为之忧心乃至汗颜，而行为者们却充满了道德优越感。最典型的就是“愤青”现象。这种病态人格的形成首先是史学心态不正常所引起的，就像历史上具有病态人格的帝王所产生的强大幻觉是由文化优越、地理广袤、时间绵长共同产生的一样。

　　玩味历史，不只是为了兴趣上的满足，更在于我们从历史中习得真知以创造健康的生活方式、构建美好社会。此中以史寄实的愿望早在爱默生那里就有所表现，他在《历史》一书中说：“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认为远古驰名人物做的一切比他今天所做的事更有意义，我不相信他能正确理解历史。”

　　綦彦臣

　　2003年9月写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2005年1月改于小城泊头

morning

毛泽东喜欢读水浒，因为他大约读懂精髓：他毛泽东成功了，也不过是对皇权的一次复制！

D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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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

bucks

good article  

面瓜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它用制造蒙蔽与虐杀的内在机制来为死亡点刹车，虽然可骗一时，但方向是变不了的。于是高俅们兴起了，对下层的蒙蔽开始了，

这个是宋开始的吗？


　

　如果排除政治歧见，仅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金圣叹的判断是准确的。可以说，《水浒》问世以前，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一样是读史的文化，而到了《水浒》之出，底层社会断然与上层进行了文化分裂，走向了话本文化。

不知道明清两朝，水浒这样的书，一般是书局印的，还是民间手抄本为多？
水浒诞生的年头正好和活字印刷术开始推广。

morning

面瓜 发表于 2012-5-23 17:21
这个是宋开始的吗？

当然宋朝以前也有，但是把思想的禁锢和肉体的消灭集合起来，并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宋朝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比如朱熹曾给皇帝上奏书说：“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这是公然主张在审理狱讼时，先讲尊卑上下名分，然后再论是非曲直，这就是所谓以“义理裁之”。朱熹的这种思想，在清朝得到了很深的体现。在《大清律例》中，有关案例比比皆是，卑幼者即使掌握真理，也不能随意上告尊长者，否则就是干犯王法，罪不容赦。

这个到现在的共产红朝，也是照样行之的。低低在下的草民要是对伟大的共产党和政府有异议，除非像陈光诚那样有国际媒体关注，大多数的下场都是很悲惨的。

把宋朝的程朱理学发扬光大的明清两朝，“存天理，灭人欲”，口号也是喊的山响，但到了后来，连卖官粥爵都是公开的行为。和现在的中国何其相似。当然，明清两朝的下场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目的了。

手抄本和印刷对于这些小说的作用，这个倒不是很清楚。只不过我想，在1970印刷油印都被严控，违禁出版甚至有生命之忧的情况下，《少女的心》还能以手抄本悄悄在全中国的年轻人手中流行，甚至传到军营中。我想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古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面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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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明初的苛政重典其实是种无奈？ 朱元璋时期的民风不如赵匡胤时期？
（这基本是我的看法...另外孙中山好像对老朱的制度建设评价很高吧）

那么为什么是坏在了宋朝呢？仅仅是民心熵变不可逆转的积累的爆发？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民心暴跌时期，也应该是元朝）


早版怎么看？

morning

面瓜 发表于 2012-5-24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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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明初的苛政重典其实是种无奈？ 朱元璋时期的民风不如赵匡胤时期？

转一个给明史翻案的文章。 众说纷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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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时代“文字狱”真相

不论哪个朝代的统治者，不论出于怎样的目的，如果对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不分清红皂白、用心叵测地大开杀戒，那他就难免会被历史所嘲笑。如果统御天下的皇帝们对公心磊落、手无寸铁的朝野知识分子和各类文人非但不礼遇之，反而以文字狱之类的手段对付之，则恐怕难免要被今天和今后的人们一直唾骂下去的。

　　不过具体到明太祖朱元璋其人，有关他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似乎却还是很值得继续探讨的。人们都说他大杀开国功臣，这一点回头有机会再议罢。有的史料上说他大搞文字狱——有关此一点，我却总觉得是很值得怀疑的。


　　朱元璋时代到底有没有文字狱？这是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基本上没有，后世人们看到和听到的有关的故事，我认为基本上都是造谣、毁谤和谣传。事实上，出生于香港、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陈学霖教授经过认真地考证，早就证明了这些有记载的所谓的朱元璋制造的文字狱其实并没有站得住脚的。


　　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些所谓的洪武朝文字狱谣言的产生来源。


　　第一，这些谣言中的一部分产生于明朝中后期“非君”风气流行的时代——朱元璋对贪官集团、权贵特权集团的打击(包括杀 戮功臣)显然得罪了许多人，这些人难免怀恨在心，他们的后代在适当的时机难免就会有所操弄，编写一些东西来抹黑朱元璋(当然，这些书的作者许多也未必就是这些所谓的“后代”)。比如徐祯卿(1479——1511年)所著的《剪胜野闻》(刊于1500年前后)、梁亿(1511年进士)所著的《传信录》(刊于1520年前后)、郎瑛(1487——1566年后)所著的《七修类稿》、田汝成(1500——1563年后)所著的《西湖游览志余》(1584年)、王世贞(1526——1590年)所著的《弇州史料(1614年)等等，而这些书中所记载的这类故事许多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街巷传闻，不足为信的。


　　第二，这些谣言源自清代修撰《明史》的时期——为了巩固少数满人对汉人的统治，满清的几个皇帝前仆后继地搞了逾百年的残酷的文字狱，而这些文字狱，显然给这几位皇帝增加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如此，倘能把朱元璋打造成一个制造文字狱的高手，则康雍乾们就能感到有给自己垫背的了——这大概就是满清统治者决计抹黑朱元璋的心理动机罢。其实，真正大搞文字狱的是康雍乾而非朱元璋。


　　第三，康雍乾们在修《四库全书》时，下旨征集天下所有的书，然后对之大肆删改和焚毁，经此之后，许多古书，特别是有关明朝的书，就大都销声匿迹了。而《明史·文苑传》却收入了编修们按这几个皇帝的意思四下里扒拉出来的许多破绽明显的或无从考证的所谓文字狱案例。

　　第四，海内外许多明史著作在述及明初文字狱时，都依据乾隆朝进士(探花)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该书的基本立场似乎是批判历朝历代，惟独歌颂清廷，但赵翼在近现代的日本却是颇受欣赏的史学家)等资料，而赵翼所记载的这些事例又转抄自《朝野异闻录》《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等可信度不高的且多已失传的野史类书籍。从此之后，关于明初文字狱的说法似乎就被当成了真实历史对待，包括吴晗在内的一些后世著名历史学者等就都根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大论特论起朱元璋的所谓文字狱来。

　　接下来，我们还不妨举几个例子来增加说服力。

　　1、所谓的朱元璋杀来复一事。

　　僧来复有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通常所谓的朱元璋杀来复的心理动机是朱元璋以为“殊”同“歹朱”。

　　事实又如何呢？早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就已辩正过了的，“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样，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欣笑隐，旋释之”。钱谦益的意思是，朱元璋看到“殊域”字样确实很生气，确实想杀这个叫来复的和尚作者，但旋即就取消了杀人、抓人的命令——仿佛和作者开了个恶作剧般惊心动魄的玩笑一样。

　　2、所谓的朱元璋杀徐一夔一事。

　　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八十多岁，当然也就不可能死于洪武年间的什么文字狱。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可证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帝元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说，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之前，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再加上一个证据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徐一夔担任杭府教授，从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说，徐一夔为朱元璋所杀一说就不攻自破了。


　　3、朱元璋杀高启一事。


　　高启(1336～1374)，明初大才子，元末时曾隐居吴淞江畔，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为翰林院编修。1370年，朱元璋想给他一个副部长的官当，但高启是个散漫惯了的文人，不想混迹于官场，就极力推辞，然后回家乡教私塾以为生计。几年后的1374年，高启被腰斩于南京。但高启的死并非是因为文字狱，而是牵扯到了一桩所谓的“苏州知府魏观谋反案”当中去了。


　　魏观(1305年—1374年)是1364年朱元璋亲临武昌指挥战斗时被人聘入朱元璋阵营的，其后数年间几经提升，魏观做到了礼部主事的职位，1372年，朝臣以其有治理之才而推荐他到苏州当了知府。同时，朱元璋也派了自己的老部下蔡本担任了苏州卫指挥使。魏观是个好官，但乐于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的他与蔡本不和，结果蔡本借故告他谋反。朱元璋不信，就派御史张度到苏州调查，结果张度的报告也认为谋反之事并非子虚乌有，而高启也牵连在其中。结果朱元璋一怒之下就杀了魏观和高启(后来朱元璋意识到杀错了，但为时以晚)。

　　显然，高启虽是死得冤，但却并非是死于文字狱。

　　而有关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的事情似乎也同样有值得考证和探究的必要。

　　一个总的感觉是：虽然清廷对于明代历史的修撰格外卖力，花了很长的时间，下了很大的功夫，可因为满清在修撰的过程中有太多的篡改和削删，所以导致了《明史》的可信度不够高这一问题的出现，由此也使得今天的人们在回过头来认识明代的人物与史实时遇到了诸多的麻烦，产生了诸多的疑问。基于此，我想说，咱们国家是否可以在今后的适当时机，如清廷一般也组织起一大批专家、知识分子来来重修《明史》？我想，这个工程一旦上马，则一定是可以取得丰硕的新的科研成果的罢。当然，因为许多史料错谬和失传之类的缘故，再修明史时恐怕有许多地方就要发挥逻辑推理、科学论证之类的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