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4）：新发现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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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仆人眼中的伟人》。

毛泽东是个伟人，但只是在那些身份为仆人，或者精神上为仆人的眼中。下面先简单的讲一下作者：王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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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长达七年，一九八三年因为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而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被解除职务。1987年，因为支持学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大量反对意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纪委勒令退出出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八月二十六日做出决定，要《人民日报》党组织劝告王若水退党；如果他拒绝，就予以除名。"

王若水向党中央提出申诉，逐条批驳了中纪委的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回答。王若水觉得他已对这个党失望了——无情的现实把他青年时期的理想扯得粉碎。他有时夜晚从睡梦中醒来，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我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种心情曾反映在他于一九八五年写的〈智慧的痛苦〉一文中。王若水于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稿，但他们后来拖延不出）的另一本文集，书名就叫《智慧的痛苦》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王若水除了全身心地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外，便是要透彻研究毛泽东。他即使在一九九六年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作了切除手术之后，还是力战恶疾，加紧研究和写作。直到他生命将尽之际——在二零零二年元旦上午，医生边给他治疗，他还边口授文稿，由他的夫人冯媛在电脑上记录了二千六百字。那文稿思路清晰，语言干净，不需要什么编辑。终于，在王若水去世后的同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冯媛在〈编后记〉中说：“王若水以一己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躯，尽量克服这些困难，先后完成和发表了若干论文，并使本书大致成型。”这部分上、下两册、厚达七百五十六页的巨著，是极少见的研究毛泽东的严肃的科学著作，可惜王若水本人已经不可能看到他的心血凝聚的结晶了。

文革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把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撵下神坛，要求评毛。早在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发言，开公开评毛之先河，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但是很可惜，评毛的进程被阻挡了。

后来这些年，大陆有不少关于毛泽东的书，其中大部份是毛身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这么多的“仆人”的回忆录，王若水套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说“仆人眼中也无奸雄”。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么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点人情味，又算什么呢？”因此，王若水以他非凡的学养和历练，第一次最为全面最为深入地论述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并特别选择毛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这个侧面作深层次的剖析。论者认为，他呈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才真正是“新发现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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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比《往事并不如烟》禁的还要彻底。

《往事并不如烟》被删了3万多字后，但至少还出了一个阉割版。虽然后来这个阉割版被中宣部下紧急文件：已经发出的要收回，没有发出的就地销毁。 现在国内是完全禁掉《往事并不如烟》，不管是不是阉割版了。

《新发现的毛泽东》是国内连阉割版都没有的，一开始就完全禁掉。以至于有些国内游客到香港来购买此书。

这个因为流传的很少，所以节选最重要的一些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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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桥说：“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发展超过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私人感情。”“毛泽东和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外，基本务来往。”

李银桥在这里用“同志”和“战友”这两个词来表明非情谊的关系，并不符合中国大陆以前的用语习惯。大陆常用“同志情谊”这个词来表明一种高尚的友爱关系。也许这个词用得太滥了，对随便什麽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叫“同志”，就不表达什么亲密关系了。但“战友”之间无论如何应当是有情谊的。而且，毛和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同志和戥友关系；他们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同生死共患难的。为什么没有情谊呢？

这些人和毛可以是共事关系，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都属于行政关系的范围，不是恩格斯说的纯粹人与人的关系。说得坦白一些，他们在毛的眼中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

毛泽东只承认过一个人是他的亲密战友，这个人就是林彪。他让林彪作了新的继承人。毛泽东的地位太高了，亲密战友这倜称号不是可以随便封袷谁的，连周恩来也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林彪一出事，毛泽东就没有“亲密战友”了。毛泽东逝世时，人们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位伟大领袖的许多照片都是他一个人，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形影相吊了。

毛泽东对身边服务人员持平等态度，封亲朋、党外人士也保持中国传统的礼貌和好客。可是对待党内同志，他的举止是有严格分寸的，这是毫不含糊的上下级关系。毛泽东有一种威严叫人生畏，“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斡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

毛不是多次鼓励别人大胆讲话吗？说是这么说，其实他并不觉得别人在他面前不能畅所欲言是一种遗憾．还是让大家怕他好，只是对那些身边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他倒真正喜欢他们在自己面前务拘束地说说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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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

身边人观察到一个关于门槛的细节，很有意思。据说，对较长时间没有见到的老同志，毛泽东要送别握手，但是绝不迈出门槛。甚至对兄弟党领袖也是如此。有次胡志明来了，卫士通报后，毛泽东即起身，走到门口就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就出门槛了。毛等胡迈进门，才伸臂握手。同样，谈话结束后，毛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握手告别。

并没有什么礼仪准则为领袖见客做这样的规定，这个门槛是毛泽东自己设定的界限：别人跨进这个门槛，表示是别人来就他：自己跨出门槛，意味着他去就别人。这就不一样，毛泽东不能显示出他要见别人更甚于客人要见他。门槛成了一个符号。也许门槛两边的地是一样的平，但是门槛内外却有尊卑之别。

一般说来，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是豁达大度，落拓不羁，但他怎么会如此计较门槛这种细节呢？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毛泽东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十分敏感，不拘礼节是表明他这样的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权，拘泥与门槛这样的细节是表明他处处要显示他的比人尊贵。

在毛和他的同事之间，上下级关系压倒了同志关系，“力”与“法”压倒了私人情谊。周恩来在几十年间一直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他可以说是毛的大管家；不仅是国家大事，就是毛的衣食住行，周也要关心照料。毛泽东的住处是周恩来选择的，毛泽东吃的饭菜，周恩来要时时关心过问。战争年代，毛要走的路周恩来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建国以后，毛接见外宾时坐的沙发周恩来要先试坐一下。周恩来对毛泽东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可是毛对周呢？尽管身边人也说几句毛泽东对周很信人很关心之类的抽象的话．但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李银桥说：“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李银桥讲这句话说得很有分寸，但已经足以使一些天真的读者震惊了。一些电影和文章不是宣傅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革命情谊”吗？如果连在毛身边服务了十五年的卫士长都没有听到毛封周说过一句带私人感情的话，这种情谊在哪里？关于毛对周的情谊的具体例子·人们只知道毛给周送过一对沙发。其他还有什么呢？和周恩来谈不上私人交情，那么，在毛泽东周围的高级干部中，还能找出他的私人朋友吗？

据李银桥的观察，认为只有两个人说得上和毛泽东有私交，一个彭德怀，一个陈毅。可是这两个人部没有好下场。

这里只说彭德怀。李银桥说：“彭德怀玉毛泽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是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内卫田玉云说：“党政军负责人中，彭德怀是唯一一位敢跟毛泽东耍性子的人。”

跟毛泽东耍性子，这可不简单。卫士长曾多次目睹毛严厉地驯斥党政军的高级负责干部：“元帅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发脾气，立正站着不动的多；党政领导干部遇上毛泽东发脾气，低头不安、作检查的多。”有没有人敢不同意毛的批评、舆他争辩呢？我只知道“文革”前刘少奇和毛争吵过（他的秸局是大家知道的），另外大概只有彭德怀了。卫士们目睹了庐山会议有一次散会后的一幕：毛泽东走出会场，和彭德怀打了个照面，毛主席说：“彭总，我们谈谈心吧。”彭一甩手，大声说：“有什麽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说到“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句话不仅份量很重，而且太离谱，难怪彭德怀受不了。中共高级斡部都知道彭德怀的性格特徽，一是性情耿直·二是脾气暴躁，所以他们称彭德怀是“张飞”。过去彭德怀也同毛泽东吵国，这并不是第一次。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非昔日的“老毛”了，如果彭德怀以为他和毛泽东有多年的老交情就可以继续顶撞毛，那他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彭德怀的上书害得毛泽东失眠。有一次吃了三次安眠药还未能入睡。他在想什么？我们只知道，毛泽东突然对伺候在身边的田玉云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小田茫然地摇摇头，毛泽东下面一段话便使他大吃一惊：“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华。”

这句括是暗藏杀机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毛泽东怎能不对彭德怀耿耿与怀！

李银桥以为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私人交情很深，大概彭德怀也自以为是这样、但是，毛泽东不管这一点。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概括他和彭德怀长达三十一年的关系是“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下来七成”。（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第二二一页）所以毛泽东袷彭德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老账新账一起算，还莫须有地说彭德怀组织了一个“军事俱乐部”，“阴谋篡党”。卫士们不无同情地怪彭德怀不该赌气，“他一赌气，事情变大了。”但是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彭德怀的脾气；他给彭德怀加上那么大的罪名，彭德怀的反应可想而知。毛泽东并不是把这件事当做彭德怀的一时赌气来看的。作为一个领袖，他的“豁达大度”到哪里去了呢？毛泽东把彭德怀看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对彭德怀实行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後令彭德怀死在“文革”中。这还是仆人眼中那个听说老乡吃不鲍就掉泪的毛泽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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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中的流露

小孟在毛身边的日子里，看到毛常读的书有：《二十四史》、《鲁迅全集》、《考古学报》、《自然辩证法》、《笑林广记》、《容斋随笔》、《全唐诗》、《智囊》…………这里面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面列的《自然辩证法》，多半是毛喜欢看的那份杂志，而不是恩格斯的那本著作。另外，毛似乎也很少读西方的著作，尽管他一直在学英文，他读的书的确很多，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可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

毛总把《资治通鐾》放在床头。他曾经告诉孟绵云，他把这部言读了十七遍。这是无法置信的。大概跟年轻女人说话，毛更加随便，流露的真情也多一些。

一次，毛和孟锦云谈《资治通鉴》。小孟提出武则天的问题。毛认为武则天不简单'了不起，还给小孟讲武则天的故事：

一位大臣看到武则天动下动就杀人，就向她谏议，说这样杀人，谁都不敢当官了。武则天听后就叫那位大臣晚上来，大臣嚇得要命，不知会遭遇什么。武则天叫人在殿台上点一把火。许多飞蛾看见火就纷纷扑来，结果死在火中。可是还是不断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封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

讲完这个故事，毛评论说：看来，只要高官厚录，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在掌握最高权力后的几十年期间，毛清除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僚，看来他确实不担心没有人接替。

毛对《红楼梦》也读过好几遍，他对王熙凤评价很高。说王熙凰处理尤二姐事件“有理、有利、有节”；还说王熙凤善使两把杀入不见血的飞刀，把个贾瑞弄得死而无怨、死而无悔。

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住所看香港点影《云中落绣鞋》的电影故事是：某员外小姐失足跌进后花园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气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搭救，就将小姐许配为妻。两个青年同时应征，商量好合作，一个下井，另一个在上面接应：救上来后，由小姐选择一倜结婚。下井的青年把气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内'井上的青年拉纲，把小姐救上来了。井上昀青年当即用一块大石头把井口盖上，抱着小姐去见员外，声称小姐是自己一个人救上来的，于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谁知小姐上来时把一只绣鞋落在井里了，一日做萝，萝见天上飘落下她那只失落的绣鞋。以後果然是井下那位青年死里逃生，以拾到的绣鞋作为搭救小姐的证物使真相大白，和小姐完婚，而那倜邪恶的青年则被赶走。

陪毛泽东看这部点影的有张玉凤、孟绵云、李玲师。毛看完後问她们：你们说说看，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

几个女青年异口同声地说，那个陷害别人、欺骗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坏了。然而毛浮东的看法确是惊世骇俗的，他觉得井上那个青年更好些。

“那倜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他太愚了，还是井上的青年骢明噢。”

张玉凤反对说，他太奸猾了，不老实。毛争辩说：“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兄解，我很同意。”

小孟说：“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呀！”

毛坚持说：“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

那些虔诚学习过“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感到震惊：毛泽东曾谆谆教导别人“毫不和己，专门利人”要做老实人；可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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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9常委中，也有一位熟读《资治通鉴》的。他甚至能大段的随口背咏，这个要不知读上多少遍才有的功力呀。

这位就是毛粉和薄粉们恨之入骨的温家宝。可是毛左们大概没有想到的是：家宝实际才是真正领悟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人家连喜欢读的书都和主席一样。 我想请问一下这里的毛左，有哪一位读过主席最喜欢的《资治通鉴》呢?

所以和各位毛左比起来，人家家宝才是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的标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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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

毛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流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毛对身边的服务远确实有感情。延安时代，他为一个勤务员张思德写过悼念文章，即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踉他十五年的李跟桥离开时，毛确实依依不舍。可以看出，毛对身边服务员的感情超过与他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骓的战友的感情。

毛为战友的死而掉泪，我们得知的有两个例子：一是陈毅，一是周恩来。据孟锦云的叙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前的十几倜小时内，周的病危报告便不断地松到毛这里来。的生命只能用小时来计算了。毛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毛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全集》（换了别人，此时未必有心情看这种书吧）。毛看得很专心，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在擦泪水。这大约是上午十时的事（周逝世的时间是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到中午，毛吃饭，然後休息了两个小时，到三点多种，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逝世的补告清样。小孟才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显然，至少在这五倜多钟头内，毛根本没有问起周的病情，否则小孟不会拖那么久才告拆毛。小孟念讣告时泣不成声。毛呢，慢慢地闭上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始终没说一句话。

不过，张玉凤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三二事》中的叙述有些不同：“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十点，毛主席几乎一夜未合眼，此刻他正卧床，侧身听着文件。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主席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
耗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周总理逝世後有关的一切活勤。”毛是不是问过追悼会的事呢？他是不是对自己不能去参加表示过遗憾呢？如果有这样的表示，那时一定会报道的；现在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毛没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毛确寅为周的逝世感到悲哀，按照常情，毛应当表示要参加追悼会，而政治局成具，包括汪东兴在内，则加以劝阻，然後毛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可是，政治局是知道毛的心理的，这就是他们敢於不通知毛的理由。而且，即使毛不能参加追悼会，他也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他的感情，例如他可以写几行字（牛年多以后他还为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即使他连字都不能写了，他还可以说几句话，表示对周的哀悼，或对周做公开评价。然而，这样的话也没有。

在审阅中央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参加的负贵人人数和悼词的报告时，张玉凤脱口而出地问他：“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毛泽东只是在送审的悼词（这个悼词没有说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上画了一个圈，连张玉凰也说：“这个圈表达了毛主席对总理的深厚情谊。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太弱了，太弱了……这一比怎么能表大得了对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对周的死，毛只是沉默。周恩来逝世的悼词，毛是认真审阅过的。据汪东兴说，毛修改了三次。这是够用心了。可正是这个悼词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因为它既没有说周恩来是毛的亲密战友，也没有说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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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强好胜

“毛泽东最大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权延赤这样问李银桥。

“挑战。迎接挑战。”李银桥回答。

他解释说：“就我所见·他从不认输，从来不层在任何屈辱昀环境下低头。于任何事情，

不获全胜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我看来，更确切的说法是“征服”。

下面两件关于游泳的事，就能看出毛泽东的逞强好胜。

一九五四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那天海上刮七极大风，波浪滔天。毛泽东要下海游泳，大家纷纷“劝驾”，保健医生也陈述了三条不能游泳的理由，最後一条是说李维汉游泳鉡了一跤摔断了腿。这第三条理由反而对毛泽东起了“激将”的作用，毛泽东更来劲了：“李维汉摔断了腿，我就要摔断腿吗？你这么说，我今天是非游不可！”

七八名卫士和警卫不得不护卫着毛泽东冲向大海。那真是一埸舆大风大浪的搏斗。所有的人，包括毛泽东，都被大浪抛起又拍倒，反覆几次，保卫人员精疲力竭了。毛泽东严肃地说：“你们不行了吗？你们不愿跟我走，你们可以回去。我可以另组织人马另组织队伍跟他斗！”

这是毛喜欢说的话。他是以打仗的心情来对付海浪的。类似的话，他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说过，在“文革”初期时也说过。李跟桥回忆说：“那天游泳回来，毛泽东比当年打下沙家店还要显得高兴。”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游长江，遭到一大群人的反对。最後还是毛胜利了，他得意地说：“罗部长(——罗瑞卿）不叫我游，我偏要游。”保健医生徐涛觉得，他说这句话时，神情就像一个逞强好胜终于如愿以偿的孩子。

挑战接受挑戳，这是一个领袖人物的性格。没有这种性格，毛泽东就不可能把共产党人和军队团结起来，排除万难，取得最後的胜利：外国人说毛泽东生性好斗，这大概不错。青年毛泽东说过：“与天奋斗，其了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老年毛泽东也还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

革命者当然要斗争，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然而毛泽东这种好斗的性格中夹杂着任性的成分。卫士说：“毛泽东在作出挑战和接受挑战时，不谈怀疑，只谈坚信。他的顽强和他的任性一样惊人。当他由於任性而出现错误时，由於他的自信和顽强，仍然能说服和团结一大批人形成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

我想，这也是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毛泽东是马克思·韦伯( MaxWeber )所说的那种“卡里斯马” ( charisma)型的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能够吸引千千万万的崇拜者为他的号召而献身。早期毛泽东的确是代表人民的，他为共产党制定的纲领和路线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因此才能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晚期的毛泽东被神化了，无论他发出什么荒唐的号召，也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东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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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的策划，巧妙的部署

纯粹从认识上的“失误”来说明“文革”，例如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错误地理解了“修正上义”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解释方法，假定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理性的行动，是受他的理输指导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动机育很大的心理的、性格的因素，有下少非理性的成分。毛是一个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我们从毛身边的服务人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富有人情味。

不过我们应当承认，毛的性格中有任性、骄傲、固执和多疑的一面，不能容忍别人冒犯他昀尊严，听不得别人的批评意见。

毛批评过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过他本人在政治斗争中也是残酷无情的。这些缺点出现在一个像毛泽东那样掌握巨大权力并且被亿万人民敬若神明的“卡里斯马”( charisma )型领袖身上，就是巨大的灾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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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解释，也不会懂得毛泽东为什么会那样害怕“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要指责彭德怀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毛泽东一样坚定；除此以外，“官僚主义”和“腐化”这样的污点他们也不沾边。对这些毛泽东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被打倒，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毛泽东误认为他们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而是毛泽东怀疑他们有朝一日会来纠正他的错误，对他的“三面红旗”改弦更张。要维护“三面红旗”，把它们说成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就必须把任何改变这条路线的企图斥为“资本主义复辟”。

刘少奇不是赫鲁晓夫，他尽管认为毛泽东有错误，但是不可能在毛泽东身后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那样的方式来对待毛泽东。有可能的是他会采取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有限地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例如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他也可能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示过去中央的工作有不恰当之处。即使这样，也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

所以，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并不是他的理论认识，而是他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毛泽东需要夸大“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这样
才能把全党全民动员起来以维护他的权威并打倒刘少奇。

发动“文革”是非理性的行动，但是毛泽东准备和进行“文革”的部署，确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安排的，毛泽东是非凡的军事家，他把一套对付敌人的战略战术巧妙用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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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毛泽东主要想打击的是中央第一代，他不能指望得到党中央多数的同意，因此他只能对自己的意图秘而不宣，暗中策划，只向林彪、江青等邓极个别人交了“底”。党中央是蒙在鼓里的。（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郑州，二六页）并且采取“迂回战”的策略。第一炮是《评〈海瑞罢官〉》，粉碎了“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第二炮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对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轰垮了文化部和中宣部。这两炮直接打击的都是文化界，使人误以为这真是一埸“文化革命”，但这只不过是一埸前哨站而已。第三炮是《五·一六通知》，宣告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下台--深入到政治阵地了，这是“扫清外围”。第四炮是毛泽东亲自放的，这就是他的大字赧《炮打司令部》，目标对准刘少奇。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原来是“政治大革命”。

五月十八日，邓拓自杀；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和林彪五·一八讲话若干内容捅向全国。

毛泽东要打击的目标不仅是中央第一线，而且是党内各级干部中有可能跟着中央第一线走的人。这个打击面是很宽的，既然如此，他就不能采取过去那种整风运动的办法。道理很明显，整风要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而现在各级领导本身就可能是毛泽东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如《五·一六通知》所说，“要清理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要信用这些人去作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因此毛泽东就要撇开党的组织直接向群众发出呼吁，要他们“自己解放自己”，起来“造反”、“夺权”，并且把这称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想依靠群众来摧毁党，然後重建一个党。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承人，外国人说共产党一在重建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好了，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九大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百七
十就人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保留了五十三人，不到九届中委的五分之一。毛泽东所依靠的力量是党外群众，特别是红卫兵。他们狂热地崇拜毛，无限热爱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还有一个依靠力量就是军队。这个军队已经为林彪所牢牢控制。

而林彪是“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最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据得最高最高”的。斯大林把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常作异己清除，他采用的办法是秘密逮捕和处决。斯大林死後翻案活动出现了，受害者一个一个得到了平反，斯大林本人则因此受到谴责。毛泽东
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不用秘密逮捕的办法，而是让红卫兵来对付那些胆敢“反对毛主席”的“走资派”，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同时，开展声势浩大的、持久的“革命大批判”．务必把这些人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毛泽东以为这样做，那些触犯他的人就会遗臭万年，永世不能翻案了；即使最后证明确实搞错了，那也是群众的责任，要“正确对待群众”。

就领导艺术的高明来说，毛泽东在这里是表现得无与伦比令人叹服的。所有的敌人都被打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就连刘少奇这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政治家也想不到，一觉醒来，就由国家元首变成了阶下囚。所有这些部署都不是非理性的任意胡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周密而巧妙的“文革”初期那几仗，打得如此漂亮，成果如此辉煌，完全可以和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三大战役”媲美，只是这次是消灭共产党的司令部。动机的非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就是这样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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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这一期发表的最重要文章是戚本禹
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刘少奇。

虽然还没有点名，但谁都清楚指的是刘少奇。。。文章恶狠狠地加了几十顶帽子之後这样说：

“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篇文章毛泽东改了三次，发表是周恩来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使人震惊的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经过任何审判，甚至也没有轻过党内讨论，就由这样一篇文章定为“反革命”罪犯了。“五一六通知”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刘少奇！

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毛已决心置刘于死地。

难道只是到这时，毛才下决心这样做吗？如果他当初没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后来并没有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主意。可见，毛以前说过的刘少奇还可以留在中央一类的话，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以减少阻力。对流少奇，毛是一步步加码的，直到把刘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能翻身的地步，这完全是早有计划的。

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去见毛，向提出辞职，毛沉吟不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后，刘少奇向毛泽东写信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老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与君同舟凤雨无悔--王光美回忆刘少奇》，《炎黄春秋》一九九八年十月）。

刘少奇这种高姿态的表示，不但不会得到毛泽东的原谅，反而会使他更加愤怒，因为这会让人感到，刘少奇是在顾全大局。那么，谁是不顾全大局的呢？毛所要作的不仅是从肉体上折磨对手，而且要使他名誉扫地。

三月二十八日，刘少奇给毛写信，驳斥小报上关于他说《清宫秘史》的事。

三月二十日，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刘少奇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道么不严肃过。”他于四月六日对造反派的勒令写出答辫，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贴在中南海，几小时后，被撕得粉碎。

morning

文革的失败：林彪和毛泽东的遗言

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宣称“文革”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九大党章规定了林彪是接班人：看来大局已定，“文革”接近结束了。可是，一九七 O 年春在筹备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时，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在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爆发了出来。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展开了斗争，实际上是要在“权力再分配”中掌握优势。毛泽东支持了后者，把投靠了林彪的陈伯达抛了出来。林彪预感到自己地位不稳，决定抢班夺权，没有得逞，仓惶出逃，机毁人亡--这便是“九·一三”事件。

这件事对毛泽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尽管他已开始不喜欢林彪，可是林彪敢于策划暗杀却还是使他震惊，这种事党内还不曾有过。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打倒刘少奇，树立林彪为接班人，这是文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林彪的叛变等於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毛对林彪寄予了那么的信任和期望，到头来这个人不过是利用他喜欢别人吹捧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所谓“紧跟”、“高举”全是假的。他被林彪耍了。

毛泽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为尴尬难堪的境地。林彪本应受到比刘少奇更严厉的声讨和批判，然而毛本人过去说了那么多赞扬林彪的话，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还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这如何自圆其说？

一九七一年，林彪机毁人亡后，经过毛泽东同意，把毛在一九六六年给江青的信发表了。其中谈到“五·一八讲话”时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是被他们逼上粱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对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

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毛泽东是“洞察一切”的，早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就已经看透林彪了。这也可能是毛泽东同意发表这封信想袷人造成的印象。因属姚文元这篇文章是经他审阅过的，他并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如果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的“高举”是假的，那他为什么不把林彪搞掉，反而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呢？这是完全讲不通的。

当时《参考消息》上登外国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经通分析后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没有看懂这封信。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本意，完全不是像姚文元所解释昀那样。他的这封信是写给后人看的，是准备在他身后公布的，只不过是要表示他谦虚的美德，韭不是要引起什么人对林彪的警惕。他称林彪为“我的朋友”，说林是因为要打倒刘少奇这个“鬼”而借助毛泽东这个“锺馗”，因为鬼是最怕锺馗的。这是对林彪的动机作了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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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何时任人评说？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我非常伤心。当时，我在北京红星公社劳动，那些农村的青年人哭得很厉害，特别是女孩子。周恩来对农业管得并不多，可见他的精神感召力。说子来矛盾，尽管我知道毛要整周，我仍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毛对周恩来的逝世，说几句悼念的话，或者赋一首诗，或者发表一长他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照片……然而，我失望了。报纸的版面安排，滑息报道，都表现出要抑制人民的悼念情绪。群众议论说，周恩来是累死的，气死的，这话不假。后来我逐渐相信，毛完全是有意把周折磨死的，他不能让周死在自己后面。周和毛的关系真是一个大悲剧。

清明节前后，我一有时间，就去天安门。一到天安门，我就觉得精神上解放了。那么多人，那麽多的诗，说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他们的恨与爱，就是我的恨与爱。原本只能关起门说的悄悄话，在这里却能大声说了。好像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同志。二十多年前，我从北平去解放区，下了火车，过一条河，就到了根据地了，那时我们几个大学生高兴得直蹦，唱啊，叫啊，觉得自由了，可以随便骂蒋介石、国民党，不用害怕特务了。在天安门，我又一次有了组织感觉。

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一块地方小得看不见。可是一块地方有自由，哪怕是暂时的自由。有的诗说：“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下复返”，我想，秦始皇还在，他就是秦始皇！他不是说，秦始皇还不如他吗？

四月六日那天下午，我在天安门。到了傍晚，广播里一再重复吴德（北京市委书记）的讲话，要大家离开。可是，离开的人不多。晚上，我感到饿了，便回了家。不久，民兵就出动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长篇报道，宣布广埸的群众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说过．“镇压学生的没有好下埸”。但当他觉得需要镇压时，他是毫不留情的。他没有下令开枪，因为不需要；民兵的棍子就够了。

《人民日报》的内参，对毛泽东决心镇压，起了重要的作用。我能猜想到，毛本来是准备在周死後，是的时候继续批周的。不料，群众对周表示出的如此巨大的怀念，当然使他震惊。

有一句毛说的话传了出来：“反周民必反。”他不能不把批周的打算搁置起来了。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是继林彪事件后对毛泽东威信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表面上毛胜利了，他把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了，而且撤掉了邓小平的职务，可是，毛失掉了人心。我开始怀疑他的品质。

从前，我很但心毛的死。每当想到这件不可避免的事，心里就“咯噔”一下，彷佛天要塌下来似的。可现在，我不再这样想了。

在漫长的几个月中，人们听不到毛的任何消息，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九月，为了逃避地震，我请假送家属到长春，暂住在一个部对招待所。九日，党毛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只看到一个军人倒在床上哭泣，此外没有人掉眼泪。走到街上，看见有不少人到布店卖黑纱，其他和平常没有两样。

第二天，我回北京。火车上，大家都很少说话，可是也没有什么人流露出哀伤。

毛泽东的葬礼盛大而隆重。然而周恩来逝世时那种“十里长街”的场面却没出现。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自己却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毛的面目一步步暴露出来。人们都禁不住问：能把一切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吗？能够用“两个凡是”来限制对过去错误的纠正吗？

morning

毛泽东，毫无疑义，是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在一九九八年评选“创造近一千年历史的一百名人物”中，毛泽东排名第二十八，恰恰在排名二十九的列宁之前。《时代》的评选侧重影响之深远，不管是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还是制造严重的祸害。前者如巴士德（Louis Pasteur），排名第八，后者如希特勒，排名第十二。

《时代》周刊对毛泽东的评语是：毛把最初只有十来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强大的共产党和红军，抗击日本，击败国民党军队，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是一名英勇的战士，也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他的大跃进导致二千万农民的死亡，文化大革命带来更多的不公正和灾难。他在世界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更为黑暗。

《时代》周刊的评语虽不严格，也没有深刻的分析，但大致符合实际。

在造神运动期间，毛泽东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被人奉为神明，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成了真理和无产阶级美德的化身。人民大众只看到作为神的毛，看不到作为人的毛。他是“异化的人”。文革以后，毛泽东跌下神坛，但人们还不了解作为人的毛是什么样的人物。一九八九年，大陆一下出版了二十多种有关毛泽东的书。这些书大部份是毛身边的人贴身卫士、警卫、护士、保健医生、秘书等毛的仆人所写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写的多是毛的生活琐事，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富有人情味的，富有性格魅力的毛泽东。这些作品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毛泽东的新画像。这就是所谓“新发现的毛泽东”。

王若水套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说“仆人眼中也无奸雄”。这不是因为奸雄不是奸雄，因为仆人只是仆人。他们看到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不是毛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毛的主要方面。王若水对这么多的“仆人”的回忆录，一针见血地评论道：“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的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么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点人情味，又算什么呢？”

王若水同时指出，从这些回忆录中，见微知著，可以从毛的生活琐事中认识毛的性格特征，以见其内心世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孤独感、恐惧感和异化感；二、没有私人情谊的同志关系，同志和战友在毛的眼中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三、在毛和他的同事之间，上下级关系压倒了同志关系，“力”与“法”压倒了私人情谊；四、毛最大的性格特征是迎接挑战，逞强好胜；五、毛常读的书是“线装书”，甚至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也很少读西方的著作。毛告诉随从，他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背道而驰；六、毛说定了的事，不允许别人反对，不肯改错和回头。曾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了解毛泽东的这些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及其思想实质，也可以有利于解读他的行为。

毛泽东是伟大的权术家

毛泽东的权术，是全书的重点，也是认识毛泽东的钥匙。政治学中一般都是讲到战略和策略，在过去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列有这样的一章。在西方也有《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和《策略研究（tactic studies）》的学问。但是西方很少理解权术或谋略（stratagem）；他们与中共政权接触时，往往认为中共政权不按理出牌。我在美国大学里讲中国政治时，曾建议政治学中还应研究“权术”。近来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研究权术这一问题，如黎安友与陆伯彬合著的《长城与空城计》，认为中共政权不按规矩出牌，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其实只是权术。

该书认为“在中国的权术思想里，有两个历久不衰的象征：长城与空城计”。长城与空城计是软弱与实力相混融的象征，伪装欺敌，夸大自己的力量。《中国谈判行为大剖析：索乐文报告》也有类似的看法。其实，这些看法和中国深厚的“权术文化”相比，不过是“小儿科”。中国从《易经》、《老子》、《鬼谷子》、《孙子》、《资治通鉴》乃至《三国演义》为权术研究留下了一大笔资产。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各种权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毛泽东堪称伟大的权术家。

高华在他所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谈到延安整风说：“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来源之于他对俄共‘格别乌’手段的深刻体会。”整风运动对毛泽东来说不过是牛刀初试，以后终其一生，对权术之运用越来越有发展，使他成为中国最大的专制独裁者，无人能与抗衡。

当然，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玩弄权术，走火入魔，陷入主观唯意志论不能自拔。到了文革末期，终于使中国经济政治陷入崩溃的边缘。毛的威信、霸业，随之尽销。

毛言必强调斗争，性喜迎接挑战。王若水认为，毛之所谓挑战，确切地说应是“征服”。毛的征服的目的，早年是树立他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以后则是保护他的领袖地位不容侵犯，晚年则是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毛不惜采用一切权术。

其中最重要的在第一个方面，即延安整风。在整风运动中毛灵活纯熟地使用一切权术，在以后的诸多事件中则是把这些权术运用得更精巧、细致、诡秘和无情。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死党林杰曾把政治权术归纳为三点：一、政治无诚实可言；二、要结成死党；三、要引导对方犯错误。从整风运动看毛泽东的权术，实际上与之相吻合。

根据王若水的分析，毛的权术可列举如下：提拔追随自己的干部结成联盟，代替不信任的干部。纵横捭阖，以打击对手。如在整风中把刘少奇提拔到第二把手，在领导层进行大换班。文革中，林彪代替刘少奇成为接班人，就是这种故技重演。树立自己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 左右逢源，事实和真理不在话下。不管工作搞得怎样糟，首先要讲成绩和进步。毛的成绩总是主要的，后来就发展成为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遁辞。“借刀杀人”，以便推卸责任。

重用大奸臣康生当作打手并让他主持肃反，尽管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专门提到“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一直起着破坏的作用，却至死被毛用之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