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特色及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恐慌小猪

毛泽东的政治特色 以及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

    毛泽东能够在一次次路线斗争中稳操胜券，归根结底和他的政治特色有关，毛泽东的政治特色，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文革就是赤裸裸的权利、权力之争，毛胜券在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特务政治——广布耳目。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的警卫员都是他的耳目或者是杀手。在1971年发生的“9.13事件”中，林彪的警卫人员胆敢向自己的首长开枪，这真是咄咄怪事。众所周知，警卫人员在危险时刻应该义不容辞地为首长挡子弹，而这位侍卫官却却胆大包天，分明是有通天的本事。由此可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毛的视野之中，可以说是“难逃法眼”。此种做法，与明太祖朱元璋如出一辙。
    二是军事政治——对军队大权独揽，其他人难得调动一兵一卒。1966年所谓“二月兵变”后，有一位军队高级领导人为罗瑞卿辩护时说：我想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不可能，何况是他。由此可见，军权仅仅在毛一个人手中，其他人休想染指。没有这一条，毛绝对不会口吐狂言：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刘少奇打到。
    三是运动政治——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制造、挑起、激化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从中渔利，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当工作组下到基层后，毛到南方静观事态发展，其实一切都在其掌控之中。然后择机抛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给刘少奇致命一击。众所周知，古往今来，任何国家、任何时候，要想挑起老百姓对政府领导人的矛盾，都是轻而易举之事，刘少奇等人就是中了这个圈套。（利比亚的卡扎菲也是中了这个圈套。）
    四是崇拜政治——口里说：四个伟大讨人嫌，心里美滋滋。八次接见红卫兵，每次百万之众，山呼万岁之声震天动地，何其壮观。说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前面四个字是真，后面四个字是假。
    五是阴谋政治——诡计多端，无所不用其极。57年反右是阳谋，文化大革命则是阴谋。派工作组是阴谋——击中刘少奇的死穴；不设国家主席也是阴谋——以此诱使林彪犯错误。
    六是分化政治——拉一派，打一派。说的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其实根本就不容许有派，哪怕是两个人、三个人、几个人的小集团也绝不容许。所谓路线斗争，就是派别之争，毛常说不要树敌过多，其应有之义就是要树敌，这个敌人就是所谓的‘派’。有人说：毛泽东反对“四人帮”，我看纯粹是书生之见，愚不可及。毛泽东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打倒国民党；二是文化大革命。请问：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文革派，毛为什么要反对。其实是临终在向中央几个领导打招呼：我生前没有处理，死后你们更不要动他们几个人。
    七是实用政治——用则捧上天，不用则踩在地。比如所谓最可靠地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都写进了党章，看穿了都是利用的诱饵。利用林彪打击刘少奇，然后卸磨杀驴。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这是违犯宪法，无法无天的举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拷问林彪事件，错误的一方应该是毛而不是林。林的仓惶出逃，明显是迫于无奈之举。还有所谓红卫兵小将、五大学生领袖，当走资派被打倒批臭后，前者全部被赶往广阔天地；后者则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八是档案政治——口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其实是既要抓辫子，又要打棍子，还要装袋子（进档案）。所有挨整的人，无一例外，都要反复写检查——深刻的检查，然后装进档案，要想重用必须承诺：永不翻案才行！即便如此，稍有抵触还是弃之不用，那怕你“人才难得”！
    九是绝情政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刘少奇也好、陶铸也好、彭德怀也好，还有一批高级干部成为屈死鬼，这是何等的绝情决意。毛从来不遵守游戏规则，无情无义，反复无常。
    十是山头政治——山大王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井冈山时上演的就是火并王伦，在陕北又故伎重演，直至林彪事件亦是如此。据说毛泽东有一次突然昏迷，好半天人事不省，刚刚醒来时周恩来贴着毛的耳朵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旁观者（中央核心人物之一）言：还是周总理最懂主席的心思！这个心，其实就是一种“山大王”的心理”。
    十一是舆论政治——把握话语权。领导权、决策权皆源于话语权——最后的拍板权。当毛失掉话语权时他会拿出党章、宪法作为武器和匕首，直指对方的死穴。毛常常讲：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情同此理，要打到党内的一个派别也要先制造舆论。所谓“修正主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都是一种致敌于死地的舆论。
    十二是报复政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毛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作为类似北漂、形同农民工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位小小的管理员，此时毛受到张申府一类大知识分子、大教授的轻视或批评。此后一直耿耿于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40年代延安整风，直到57年反右，不断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折磨和打击，把3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和地富反坏一起成为狗屎堆。对曾经反对过他的党内同仁，毛也绝不放过——彭德怀就是一例，庐山会议时新帐老账一起算，直至文革置于死地。
    十三是圈地政治——画地为狱。在第一次制定宪法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迁徙自由”写进宪法。几十年一贯制，利用户籍和粮食关系，把农民限制在农村。三年困难时期，几千万农民被画地为狱的政策所限制，封锁在自己的家乡被活活地饿死。毛泽东一生所担忧的问题就是他所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其实是，画地为狱取代了所谓的教育。毛泽东时代最苦的是农民；最穷的是农村；最落后的是农业。毛执政时期，三农问题根本没有改善。以至于周恩来到延安时，看到老区人民依然一贫如洗，不得不深深自责地说：自己对不起老区人民。毛泽东进城后去天堂杭州几十次，却一次也没有回延安，是不是忘记了老区人民呢？我们不得而知。
    圈地政治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土地国有。说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归根结底还是国家所有，土地财政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从小产权房的处境就是知道，什么是“土地集体所有”！
   圈地政治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户籍控制——改革开放前还有所谓“粮食关系”控制，这一遭可是致命的一击，没有粮票，人们寸步难行。没有户籍，你到其他地方讨生活，就会被定性为“盲流”——其罪名仅仅好于逃犯。地方政府可以把你“遣送回原籍”，多次遣返则有可能遭遇牢狱之灾。
    十四是狂热政治。在延安时期，政治狂热病，还没有形成，当共产党处于弱势时毛泽东还是比较谦虚谨慎的。比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作为党内学习的教材，就是教育全党要吸取李自成骄傲自满导致失败的血的教训。可是，在解放战争中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天翻地覆慨而慷”，国民党“流水落花春去也”。毛泽东尝到了人民战争的甜头、体味到奇迹带来的快感，所以总是想在经济建设中克隆这一模式。总路线也好——多快好省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单相思；大跃进也好——超英赶美其实是空想主义的幻影，三面红旗于今都进了历史博物馆。
    十五是递延政治——企图通过指定接班人，来确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笔者在拙文《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两府》对这个问题有过阐述：
   “夫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常识，也是常态。
　　说它是常识，又有好多人不知道。比如秦始皇帝，便浑然不知。他自诩德过三皇，功高五帝，朕为始皇帝，后世子孙，以此记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岂不懿欤！可惜！只传到二世，就如一座大厦轰然倒下。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好像也不懂这个道理。他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并确信按照这个条件去挑选接班人，就可以确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作为开国领袖，深知“创业艰难百战多”的艰辛，制定五条，用心良苦。由于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缺少辩证法，又由于对几次挑选的接班人缺少充分的信赖，最后都反目为仇。刘少奇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林彪定性为抢班夺权的野心家，以不设国家主席逼其就范，无奈之下，林只得仓皇出逃，最后摔死在温多尔汗。毛好不容易挑选到“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时，他已是奄奄一息，无法将治党、理政、领军的秘笈薪火相传。"历史老人"经常捉弄人，他驾驭的车轮，并没有按毛既定的方向运行，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毛在生前常讲的一句话是：好像没有某某某，地球就不转了。其实，此话和“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一样可笑！一样无理！毛老是担心身边藏有野心家、阴谋家。殊不知，民主国家多成就演说家，政治家；专制国家才滋生阴谋家、野心家。土壤和气候决定物种的类别、物种的优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专制的国体下不产生野心家、阴谋家，也难！也怪！民主国家，时时关注民情民意，往往顺应民意而为，故而公民大多心宽气顺。专制国家，矫饰民情，强奸民意，逆势而为，老百姓只能压抑情感，忍气吞声。”
    此外，还有女人政治，其夫人江青在特别法庭受审时曾不打自招地说：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要我咬谁，我就咬谁。此话明明白白道出毛的用人之道，特别是用女人之道。女人比较单纯、比较幼稚、比较感情用事——所谓头发长见识短是也。除了夫人江青以外，文革中有几个年轻女人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真可谓：炙手可热势绝伦，有的人还与毛关系暧昧。为了把几个年轻的女人送进北京大学学习，不惜对“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大开绿灯，还振振有词地说：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此后，后门成为大门，而真正的大门则此路不通，腐败之风至此愈演愈烈，时至今日已然无法收拾。
    毛泽东的政治，归根结底，是一种封建的、腐朽的、独裁的、专制的、无法无天的寡头政治。毛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加秦始皇，究其实，马列主义只是一块挡箭牌、遮羞布；秦始皇则是货真价实。毛常说：中国真懂马列的不多。毛自己是不是真懂呢？察其言、观其行，可以断言：毛也不是真懂，顶多一知半解，而且采取为我所用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手法。据说毛把共产党宣言读了一百遍、资治通鉴读了17遍，可惜前者只读懂了一点皮毛——那就是暴力革命——以暴制暴。后者读懂了骨髓——帝王治国之道。

    以上十六条基本包括了毛泽东的政治特色，这十六条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极其巨大，以下几点特别值得人们去反思。
     一是信仰缺失。解放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信不疑，作为一种信仰去学习、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拉下了神坛。请看今日之中国，革命信仰已经完完全全被拜金主义所取代。
     二是诚信丢失。林彪事件给人民的启示是：任何人也不可信；防人之心不可无。本来中华民族就缺少契约精神、人治大于法治，文革过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然成为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
    三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是土地国有政策留下的巨大后患。说是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国有。拆迁和移民，矛盾多多，究其原因，还是土地国有惹的祸。土地的私有化是历史的必然，私人住房土地使用年限50年-70年，造成民心不稳。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个道理，当局应该明白。
     四是道德底线丧失。文革时期无论是大官小官；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凡夫俗子，或者为了自保、或者为了座直升飞机平步青云，往往抛开道德底线，无所不用其极。今天的人们继承了这一文革遗风，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是是贪财。文革时期，举国上下取消稿费稿酬，唯一能够获取高额稿费的只有毛泽东一人。很多靠稿酬养家糊口的自由撰稿人，被逼上绝路。今天的官员们，也是生财有道，十官九贪即源于此。现在的官员们是，一当官就贪；一贪就裸（把妻子儿女送往国外）；一裸就溜——携款潜逃。
    六是贪色。与毛泽东有染的女人，有贴身秘书、有良家妇女、也有黄花闺女。今天的贪官，十贪九色，也是源于此。今天的好事之徒更是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所作所为，令人不齿、令人切齿！
    七是狂热。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政治狂热的另一种表现。搞经济建设难道可以像刘翔那样跨越式跑步前进吗？搞经济建设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稳打稳扎。由于跨越式发展，就像高铁一样，危机四伏，早晚会出大问题。还有地方财政，为了跨越式发展、为了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不得不大额举债，以至于负债累累，很多地方政府，财政开支已经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中国如果要爆发经济危机，估计会从地方政府发端！
    开国帝王或开国领袖的政治作风，对这个王朝或国家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执政当局对这一规律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只有不为尊者讳、不怕揭开政治疮疤，才能够幡然悔悟，弃旧图新。如此，中国社会才会有诚信；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中国的官民才会恪守道德底线；中国人民才会活的幸福而又有尊严！

恐慌小猪

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

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

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

恐慌小猪

读高华先生的之字 感受隐秘的历史脉搏


2011年12月26日晚，著名的中国近当代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

消息传出后，许多高华先生的读者，涌上微博，不约而同地说起那本“完全摧毁了我之前接受的全部当代史教育”的经典著作。在一个“砖家”、“叫兽”当道的时代，读者们传达出这样的温情和哀伤，是很少见的。

今天，我们重读高华先生留在世间的文字。我们觉得，这样的方式，是被启蒙者对启蒙者最好的致敬。

关于国民党和蒋介石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演讲

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无法推动国家现代化

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详细]

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重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无法整合三十年代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国民党的思想“统一”建立在沙滩上。无法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详细]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不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近代的工商文明

中国国民党是很世俗化的党。虽然它似乎想做到思想统一，但从来没有踏踏实实地去做，当时的国统区也缺少实现思想独裁的大环境。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不是极权主义的党。

中国国民党的思想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所谓中国正统思想；二是苏俄的一党专政思想，包括领袖独裁、思想控制；三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思想和体制。中国国民党人，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很多都是华侨资产阶级、华侨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它代表的是中国近代的工商文明。所以它要进行的革命是有限革命，即夺取政权为止，而不是无限革命。[详细]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在大陆时代，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 “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详细]

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宋明儒学的信徒，是一个行动者，也是一个道学家

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在几十年间，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二十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8岁时读大学中庸，9岁读毕四子之书。在18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 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28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38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48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详细]

大陆时代，蒋介石没有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其独裁是“无效独裁”

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详细]

关于共产党和毛泽东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讲演《论持久战》

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

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详细]

通过“搞运动”的手段，以“阶级论”为思想背景，建成一个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新体制

建国初期，彭真和董必武都讲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的。不搞运动了，它就面临转型。革命的目的实现了，不能再永远斗争，或者说斗争的方式要转变了。这个转型是非常困难的。[详细]

新政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手段就是“搞运动”，其方式有别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主要是依靠专门机关的镇压，用肉体消灭和大规模监禁和流放的方式镇压异己力量，形式上还有一些法律，而不是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搞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常规方式，首先是因为它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种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成为建国后的一种路径依赖。[详细]

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以1953年为界，之前，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之后，“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详细]

极左文化发展到最后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领袖崇拜”什么也没留下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魂，将他们拉上 “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极左文化发展到最后，就完全演变成文化 “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例，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 只落个“白芒芒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详细]

为什么知识分子建国后很自然地愿意接受“思想改造”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生长在这个环境下，感受到外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痛彻心脾。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虽然许多知识分子对“向苏联一边倒”有看法，却基本认同统一的局面。他们的思想本身产生了变化，就像费孝通说的，“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次，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五四”以来，基本上都有民粹倾向，就像“五四”之后鲁迅写于1919年11月的《一件小事》，为自己坐黄包车感到惭愧，心里同情穷人。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能否具体帮助穷人，但是对底层人民的困苦是有感觉的。1949年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觉得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党，使穷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很多人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这就打开了思想改造的大门。 [详细]

毛泽东的反智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反知识、反智，鄙视，打击知识分子是毛时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毛的反智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来谈。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是农民……1949年中国共产党员大概有320万人，其中69%是文盲，这是正式的历史资料披露的……（陆定一）他说农民进城肯定会带来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早年50年代初也注意到这个情况，那时有很多关于军代表、工农干部和城市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他作了明确的批示，他说农民出身的同志是有狭隘、保守的特点，但忠诚老实是最重要的，其他不足可以学。[详细]

中共其他理论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毛泽东的

毛泽东有简化、通俗化理论的能力。你跟那些大部分是文盲的党员去讲马克思、斯大林，他听不懂，但是讲造反，讲打天下，讲共产，他能听懂。所以在我看来，中共其他理论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毛泽东的。毛泽东有领袖的地位和优势，别的领导人由于身份限制，只能讲一种话，他则可以有几套语言系统，交替使用，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党内领导层用一套语言，对农民出身的高干用一套语言，对知识分子党员则另用一套语言，和国民党搞统战时再换一套语言。在必要时，他也可以在领导层讲“山寨”语言。 [详细]

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是很有问题的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研究。我们检讨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来，毛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是在60年代初中期集中表达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如果哪个人对支部书记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反党反毛主席”，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而是由各级党委来体现的，所以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并没有出来纠正这个情况。60年代初，毛提出很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这正是毛和刘少奇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究竟是什么回事？我想还是“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种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详细]

严重贫富差距容易使人缅怀毛时代

毛在官方叙述里是伟大的、平等的、光辉的。顺着这个口径说话是安全的，于是一些左派网站，打着毛的旗号批评当下，美化“文革”，美化江青，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完全公开为“文革”叫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市场。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们很容易把毛时代拿来作参照，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实际上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随着中国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大家对他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楚。[详细]

关于历史观

文革工农兵海报

研究毛泽东，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受

我这几年有这种感觉，我们研究毛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感受的问题。民众感受的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忽略的，不重视的。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毛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当然可以，而且也应当首先从历史学的这个方面进入。在研究毛时，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毛、对毛的事功，可能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详细]

“当代中国史”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详细]

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详细]

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

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他们都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政治人物的文集都为以后所编，其中有一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 修润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这种情况和毛在建国后修改《毛泽东选集》雷同。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近十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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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晚年评价毛泽东：讲过的话可以重新变过
   
    核心提示：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张培森（整理） 原题为《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恶化的？》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呵？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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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

    　　红太阳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初，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触到“延安整风”这个词是在文革爆发前夕的一九六六年春。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说过，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中国的青少年比欧美国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趋于早熟。我想说的是不仅在旧中国情况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情况亦是这样。新中国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使我不幸地过早地关注起自己不应该去关心的事情。
   
    　　我读书启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一九六三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一九六四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 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 左倾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一九六四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因“ 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一九六三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 我对当时的政策居然产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1至4卷，我多次阅读了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一九六六年五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的余姓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 ”、“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一九六七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楼，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以及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的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一九六七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 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悄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在街道煤球厂砸煤基（蜂窝煤）。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一九七Ｏ年南京的“ 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一九五八年的《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一九七一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一九七五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一九七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一九九五年八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一九七六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一九七九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一九七九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一九七九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恐慌小猪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一九九二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一九九五年夏—一九九六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一九九六年十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一九九八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于一九九八年底，全书杀青。一九九九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一九九二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的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是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一九九八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ppteam

"严重贫富差距容易使人缅怀毛时代"
agree; in 毛时代 most people are poor.

GCD翻脸比翻书都快。GMD在辽沈战役后期跑走了2W人，9/13后粪青说是林彪故意放跑的。
哈哈，林彪可是在辽沈战役歼灭了GMD 46W人。

粪青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知，HT的粪青在这点上表现得很充粪。

恐慌小猪

回复 ppteam 的帖子

求真求实！以理服人！

粪青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主张，但尊重并不等于认同！

恐慌小猪

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

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

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

dfw

恐慌小猪

建国以来的真相全是人吃人的历史。
裆就是绞肉机。

Blackjack1

Blackjack1

小猪啊，看到粪青90对西奴的定义没有，对老毛的认识可是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