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任大先生

《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任大评语：看了这个故事，我的心情不由得为之起伏，脑海里浮现的一个问题也长久地让我反思：
教义对于我们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标志着我们“神学”知识与观点的丰富与正统？或是标志着我们靠近主距离的远近？还是标志着我们带领教会能力的强弱？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唯有基督的生命可以带领我们走向主。基督教的教义只是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的手段，而通向主的“道路”，只能是基督自己。

任大先生

引言

他，虽身处危急存亡，但英勇顽强；他，虽命悬千钧一发，但忠于信念，毫不气馁。在从容就义时，以轻蔑和懔然的目光注视着敌人——他被击败了，但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命运；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征服。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关于人吃人》

    “苍蝇撼大象。”这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瑞士巴塞尔城驳斥加尔文原稿抄本上亲笔加添的字句。在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免有些反感，倾向于把它当作过甚其词，那是人道主义者易犯的一种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奥的话既非夸张，也非讽刺。这位勇猛的战士只不过想把他自己深切而不幸的信念明确地传达给他的朋友阿默贝奇，他坚信自己是在向一个庞然大物挑战，他公开指控加尔文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受狂热的教义所煽动，杀害了一个人，从而屠杀了良知的自由。

    卡斯特利奥在这场危险的角逐中向加尔文提出挑战。他象武士那样以笔为戈。他意识到，对一个用物质的甲胄防护着的独裁者作纯精神的攻击，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他是为一个失败的事业在战斗。一个人，既手无寸铁又单枪匹马，怎么能指望战胜有成千上万的支持，又有全部国家力量装备着的加尔文呢？加尔文是一位组织艺术的大师，能够使全城全国（它的众多的市民迄今为止仍是自由人）转化为严格顺从的机器；能够扑灭独立思想，下令禁止思想自由而有利于他的全部教条。国家权力在他的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各种权力机关——市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巡捕和监狱，文字和言论，甚至最秘密的切切私语，都听任他摆布。他的教条已成为法律，任何人胆敢怀疑就要立刻受到教训——用压制讨论的辩论，用彻头彻尾精神暴虐的辩论，用监禁、流放或者火刑，这教训就是在日内瓦只有一条真理是完全正确的：加尔文即先知。

    但是那邪恶的狂妄者的邪恶权力远远越过了日内瓦的城墙。瑞士联邦各城市把他当作它们政治上的主要伙伴：整个西方世界的新教徒委派这一“激烈的基督教徒”为他们的总司令；国王们和亲王们争相博取这一好斗的基督教教士的欢心。他已经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教会组织，在权力上仅次于（如果是次于的话）罗马教皇所管辖的范围。在政治圈子里，如不让他知道，就什么也不可能发生，违抗他的意志的事情更是绝无仅有。冒犯这圣皮埃尔的传教士就跟冒犯皇帝和教皇同样地危险。

    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孤芳自赏的理想家，怎么会以思想自由的名义，象对待其他的精神暴虐一样，拒绝效忠于加尔文呢！衡量这两个人可得到的物质力量，把其中一人比作一只苍蝇而另一人比作大象，并非夸张。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再者，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在世界因盲信而疯狂的时代，人道主义者往往因没有力量而为争来斗去的狂热者所孤立。

任大先生

  多年来，这位伟大、谦逊而高尚的学者，生活在迫害和贫困的双重阴影之下，经常处在可怜的窘迫状态之中。但他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这是因为，他既不受宗教的束缚，也不受制于任何流行的狂热形式。直到加尔文杀害了塞维特斯，使他的良心受到了伤害，他才丢下了宁静的工作，代表受到污辱的人权，对独裁者进行攻击。他茕茕孑立，但这才证明他不愧是一个英雄。他的富有经验的敌手有一长列忠实的追随者（或者，即使不忠实却受到严厉的戒律的约束），而卡斯特利奥却不可能指望任何宗派的支持，不论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没有一个大人物，没有一个皇帝和国王庇护他，就象他们曾经庇护过路德和伊拉兹马斯那样。即使有几个朋友和知己，虽钦佩他的英勇，也只敢在私底下说几旬宽慰他的话而已。

    当狂热的信徒追猎异教徒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公开保卫一个胆敢信奉受迫害的事业的思想家，的确是有生命和身体危险的。卡斯特利奥所信奉的也绝非个别的情况。他否认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那些仅仅因为私人意见不同就有资格伤害任何人的人。在那些集体搞疯狂的时期（这一疯狂不时地折磨着世界），居然有这样一个人，胆敢使他的思想不受那种时髦的幻觉的影响；胆敢把谋害（这种谋害常假借为上帝的更大光荣的名义）按其真正的含义称之为屠杀。人道主义的情感迫使他高声疾呼，他说：“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就人对待人的残酷行为，发出绝望的呼吁，声震天穹。人类的懦怯胆小是如此的积重难返，以致于卡斯特利奥和象他那样公然反抗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样，也需要寻找几个（如果有的话）拥护者。在关键时刻，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却发现找不到支持他的人。他的全部所有，是那些作战好手都具有的那种特性，即在一个不知畏惧的灵魂里，有一颗坚强不屈的良心。

任大先生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战斗将是徒劳无功的，他知道这一点而恰恰因为这一点，他才毫不犹豫地追随了良心的召唤。他那圣洁的顽强精神使他这个“无名小卒”在人类解放的伟大战争中永远铭刻下英名。他有勇气坚决反对一个世界范围的恐怖统治，他对加尔文的长期斗争将永垂史册。此外，就问题的根本来说，这历史性的斗争超越了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时空的限制。那不是一些狭隘的、可下定义的神学观点上的争执，也不是有关塞维特斯其人的争论，甚至不是裁决自由派和正统派新教教义之间的争端。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所驱使的。一场战争已经打响。它用这样或那样的名义、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复不断地持续着。神学仅仅是一个附属的假面具罢了。其所以要戴上它是因为神学是十六世纪日内瓦（以及别处）的风尚。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两人进行的是一场虽看不见却是不可调和的战斗。我们可以把这场持久的斗争无论叫什么两极都可以：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归根结底，上述名词对我们来说，表示一种必须由个人作出的发自内心的决定，即什么对我们更为重要：是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与人类以和平和秩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宗教法庭庭长》一文中，根据无情的逻辑，证明人多半是害怕天赋自由权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 这种渴望有一个救世主，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行为之谜的心情，就成了清除先知们道路障碍的刺激因素。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后，先知们的兴趣、他们鲜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个用强有力的理论配备起来的男子（或女子）绝对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和真正的准则，而极大多数人将有信心接受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往往创造一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而这毫无疑义是形而上学意义的理想主义。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象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这样的启示者或先知要求他们越多，他们越愿意奉献。自由，在昨天对他们好象还是最大的好事和快乐，而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了先知之故而将之抛弃掉。他们愿意毫不抗拒地追随这位领袖，实现默示的灵感“甘于奴役”。就这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民只是为了希望保持团结一致，心甘情愿地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强加于他们的手呢。

任大先生

在我们这个古老、幼稚和机械的世界历史中，究竟是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如此启示性的奇迹，成为一种思想的力量——一种最无形的力量呢？有头脑的人只要认识及此就一定有所提高。我们倾向于对诱惑屈从而赞美这些世界范围里的骗子手们，他们成功地借助精神之力操纵着愚不可及的事务。那些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们一旦取得了胜利，几乎无一例外地立即被证明是恶劣的骗子手。权力促使他们攫取全世界的权力；胜利导致滥用胜利。这些征服者们，非但不庆幸自己已经劝服那么多的人接受他们特别讨厌的幻想；庆幸自己已经获得甘于为事业而生为事业而死的信徒，还利欲熏心地企图扩大权力。他们渴望把他们的教条强加于那些非自己宗派的人士。光是那些献媚者、仆从、灵魂奴隶、任何大运动的依附者，并不能使独裁者满足。除非那些自由人、绝无仅有的宗教独立派，也变成他的奉承者和奴仆。为了使他的教条世界化，他让政府勒石铭记：不墨守旧规即为犯罪。灾祸在于不断地加强宗教理论体系，伴之以政治理论体系。一旦建立了独裁政权，就使他们堕落蜕化为暴虐政治。但是，当一个教士或先知不再相信他所信仰的或讲授的内在力量，而去乞灵于用武力进行扩张，他就在向自由宣战了。不论支配思想是什么，一旦借助于恐怖统治作为工具，对不同的信仰强求一律，他所实行的就不复是理想主义而是野蛮行为了。即使是最纯洁的真理，当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时，就构成对圣灵的犯罪了。

    这幽灵，这神灵，是一个神秘的要素。象空气一样，它摸不到看不到，但看来已所向无敌地进入了所有的观念和准则。它将性格暴虐的人误引入幻想，使他们以为能随心所欲地使这一幽灵顺从地处在瓶子里。但是每一压缩作用都因为相应的反压力而产生动态的反作用，当加以非常大的压力作用时，常会引起爆炸。因此，压制性措施往往导致反抗。聊可告慰的是，人类道德上的独立性，最终依然是破坏不了的。独裁统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因为这一幽灵常会从奴隶状态中逸出，拒绝按照事先规定的方式思想；拒绝在命令下成为肤浅和苟安；拒绝所强加的一致存在下来。试图把神圣的多样化的生存状态退化到一个共同的标准上，把人类专横地分为黑的和白的，好的和坏的，绵羊（指驯服者）和山羊（指胡闹者），真实信徒和异端，忠诚者和背叛者，这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枉费心机——这一切所根据的是一个“原则”，并以使用强硬手段为唯一的后盾。随时随地都会冒出独立自主的人，他们刚毅不屈地抵抗任何这种对人类自由的限制，成为所谓这样那样的予拒绝服役者”（为宗教原因）。任何时代都没有这样野蛮：任何暴政部没有这样系统化。但人民决心并有能力规避使大多数人屈服的高压统治，保卫他们确立个人信仰和真理的权利，反对权力狂者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真理”。

任大先生

在十六世纪，虽然当时和现在一样，思想意识领域里的狂热行为十分猖獗，但仍有自由的和不受腐蚀的时代精神。从在那些日子里人道主义者留下来的著作看来，可以为黩武者的骚扰造成的极度痛苦提供证明。我们深为他们对“教条贩子”的憎恶所感动。那些贩子们在市场上叫卖：“我们教导的都是真的；我们不教导的都是假的。”作为开明的世界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被“改革者”的不人道吓坏了。在西方世界，自由思想的驰骋曾培养了对美好事物的信念。而现在，萨冯纳罗拉、加尔文和约翰·诺克斯之流，却想消灭美好的事物，并把全球转变为道德的神学院。他们口沫横溅地宣扬自己极端的正教经典。人道主义者以预言性的颖悟，早就远见到如此固执、如此自鸣得意的人会给欧洲带来灾难。在叫嚣中，武器的碰击声已铿锵可闻，已可大胆地预言：灾难性的战争正悄然来临。但是，人道主义者虽然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斗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个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实干的人；而一个实干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这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互通使人感伤的和令人钦佩的信件，还关起书斋的门诉苦。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公开去对抗基督教的敌人。伊拉兹马斯不时冒险射出几支冷箭；拉伯雷戴上小丑的帽子，穿上五颜六色的斑衣，用狂热的嘲笑作鞭答，蒙田，一个杰出的、聪明的哲学家，在他的随笔里，以雄辩的文笔议论时事。但他们中没有人企图以狠狠的一击，去制止不名誉的迫害和处决。他们由于老于世故而小心翼翼，他们说，圣人可以找到比驯疯狗更好的消遣。他们说，明哲之士的本分是闭户不出，否则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受害者。

    然而，卡斯特利奥获得了不朽的人道主义者的名誉，因为他毫无畏惧地迎接他面临的灾难；他英勇地支持受迫害的同伴们的事业，而献出了他的生命。他虽然时刻受到盲信者的威胁，仍然冷静地、不带偏见地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把信念象旗帜般升起。他坚信没有人应屈从于武力，只因为他们对宇宙的性质持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他宣称，没有尘世的力量有资格对一个人的良心施加权威。因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而是一种发自对人类不朽精神的表现。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许多言词一样，能够永不磨灭。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思想，一旦被一个艺术家塑造后，就能永远保持新发于硎的敏锐。一篇有助于促进世界统一的声明，将比分裂的、侵略的和教条主义的言论，流传得更为久远。这位被遗忘的杰出人物非凡的勇气，将成为后世的楷模，特别是在道德圈子里。卡斯特利奥蔑视神学家，把加尔文的受害者塞维特斯命名为“一个被谋杀的无辜者”，当驳斥加尔文的诡辩时，卡斯特利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只是杀死一个人”。在他的《为宗教宽容宣言》里（远在洛克、休姆、服尔泰之前，并比他们更为灿烂夺目），他一劳永逸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权利——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信念而冒生命危险的，读者切勿认为卡斯特利奥抗议审判谋杀米圭尔·塞维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服尔泰抗议琼·卡拉斯案、左拉抗议特赖弗斯事件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当然一点也不贬低卡斯特利奥行为上和道德上的崇高。但服尔泰为卡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服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他知道在他为人道的斗争中，他不幸的头脑要全神贯注于他生活着的、残酷的世纪所有的不人道。

任大先生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得为他的英雄主义付出十足的代价，罄其精力的代价。这位非暴力的辩护士希望只使用精神武器，却被野蛮的武力扼杀了。在这里，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仪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加尔文从来不想严肃地回答卡斯特利奥的挑战，他压制后者对他的批评。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审查删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发现就加以销毁。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瑞士邻近的国家，在其境内禁止卡斯特利奥发表言论的自由。这样，一旦卡斯特利奥抗议和批评的力量遭到破坏，他就甚至不能报道对他采取的措施。加尔文的仆从诬蔑他，攻击他。这不是一场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斗争，而是一个被解除武装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残酷的迫害。加尔文控制了印刷、出版、布道讲台、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卡斯特利奥受到追踪；窃听者偷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书信受到拦截。这样一个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那孤独的人道主义者。不是别的，只是由于卡斯特利奥过早的死亡，才使他免于流放或火刑。对于这些我们还会奇怪吗？凯旋而归的教条主义者和他的继任者，还肆无忌惮地对敌手的尸体泄愤报复。猜忌和卑鄙的毒骂在死后传播，象用生石灰销毁尸体一样，在他的名字上扬灰。这位孤独的人，不仅反抗加尔文的独裁，而且对精神事务进行独裁的基本准则也进行了抨击，却同狂热者所希望的那样，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

    这强有力激烈措施的最后一招，几乎获得了成功。卡斯特里奥不仅被解除武装、被抑制、在他有生之年被监禁，而且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被有计划地迫害，使他在死后许多年之后几乎湮没无闻。时至今日，一个学者如果从来没听说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之名，也不必汗颜。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学者们怎么会知道他呢？在加尔文势力范围所及，营业的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当那些书终于出现时，要依靠它们来确立他作为先驱的声誉已经为时太迟了。当其时，已有人采纳了他的思想。他所发动的并为之倾跌的战役，已由尾随而来的其它旗手们继续进行。很多人，诸如乡巴佬汉普顿们和默默无闻的哑叭密尔顿们是注定在阴暗中生活、在黑暗中死去的。那些跟着卡斯特利奥脚步走的人们，收获和开辟他的声誉。在教科书里，我们依然会读到那些错误，说洛克和休姆是宗教宽容的倡导人。这一错误再三出现，不被人注意，就好象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写过和出版过《论异端》一样。作者道德上的英勇被忘却了；他为塞维特斯的战斗被忘却了；他反对加尔文的战争（“苍蝇撼大象”）被忘却了；他的著作被忘却了——它们只零零星星地散在荷兰译本的选集中。我们在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图书馆里找到了少量的原稿，了解到一些怀感激之心的学生们对卡斯特利奥的看法——这些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全部“遗物”了。其人在当代几乎被一致公认为那个世纪最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最高尚的人。对这被忘却了的战役，人们至今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并要求把不公正纠正过来。

  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人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不会被认为是无效或无结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费，也不会在巨大的空间消失而不留下影响。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从精神上来作分析，“胜利”和“失败”这两个词都获得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任大先生

第一章 加尔文攫取权力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比星期日，日内瓦的自由市民们被一阵号角声正式召集到主要广场上，举起他们的右手，一致同意从此之后将全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
     那是通过公民投票后（一种至今仍在瑞士流行的极端民主化的制度）在前主教府里宣布的：改革后的宗教从此是日内瓦唯一合法批准的信仰——自治城的信仰。要把老的天主教信仰从罗纳河滨的本城逐出，并将其彻底摧毁，全部消灭，用几年时间就够了。在暴徒们的威胁下，最后一批教士、牧师、修士和修女们都已被从修道院赶出来。所有的教堂无一例外，都被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信物。于是最后迎来了这五月的节日以确定这一胜利。从这一天起，在日内瓦，新教教会不仅占了优势，而且掌握了全部统治权。

    在日内瓦，这一激进而不受约束的宗教改革主要是由一个名叫法里尔的恐怖主义分子推进的。他是一名传教士，一个喜怒无常之徒，外表吝啬，盛气凌人而又冷酷无情。连好心肠的伊拉兹马斯都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放肆、那样无耻的东西。”这一“法国的路德”对群众施加了压倒之势的影响，他个子不大，面目丑陋，红胡子，头发邋里邋遢，当他从布道台上向群氓们大声吼叫时，他狂暴的天性激起了他们感情的风暴。正象丹东是政治上的革命家一样，法里尔是宗教圈子里的革命家。他能把群众分散而隐藏的天性串连起来，燃起猛烈的攻击之火。在胜利之前，法里尔曾经冒过生命危险。在农村，他上百次地被人投掷石块、被监禁，并被各地当局取缔，但其人精力过人，毫无理性，井被一个信念所支配。他用暴力来压倒对手的对抗。他带了一小队冲锋队作保镖，无法无天地进入一所天主教堂，当时教士们正在祭坛上作弥撒。他挤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大声谴责反基督教分子。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作为第二武装供其使用，煽动一帮孩子在礼拜时间袭击教堂，用怪叫、发出象鸭子一样嘎嘎的声音和放声大笑扰乱天主教徒的祈祷。最后，因追随的人数增加更加胆壮，他动员保镖发动最后攻击，指示他们侵入修道院，从墙上撕下圣像，将这些“偶像”付之一炬。这一野蛮的武力行径取得了成功。假定多数人是一盘散沙，少数人的积极行动，在显示其罕见的勇气，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情况下，就能吓倒多数人。天主教徒抗议那些闹事活动，试图使市行政会行使职权，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却静静地待在教堂里。最后，主教将他的教区拱手让给了胜利了的改革派，没有还一下手就逃跑了。

    然而，现在，在胜利的日子里，法里尔却明显地暴露了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家，他凭冲动和狂热能够推翻旧秩序，但却没有能力带来一个有生命的新秩序。他是一个辱骂的好手，但缺乏组织才干。他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他能够痛骂罗马教会，能够煽动愚蠢的群众去仇视修士和修女们，能够用读圣的双手破坏法律条文。而一旦干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只是带着绝望的困惑凝视着他自己造成的废墟，因为他没有期待的目标。现在，当新的原则在日内瓦要取代被逐出的天主教信仰而确立时，法里尔就是一个失败者了。他那纯属破坏的精神只能造成一个真空，因为一个街头革命家永远不属于那有理性的、建设性的典型，一旦破坏结束，他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必须由另一个人接过他的工作开始重建工作。

任大先生

  在关键时刻法里尔表现出犹豫不决。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同样，在德国和日内瓦外的瑞士其它部分，改革派的领袖们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出不团结、举棋不定和困惑不安。路德和兹温格里最初所计划的，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向已被遗忘的福音派教条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宗教改革意味着教会重新改革的开端，就是说，使教会改善、纯化，并恢复其早期的正直。由于天主教会固执己见，不愿让步，他们需要从天主教会外面进行工作来代替从内部工作——而且要立即进行。因为，当有必要从破坏过渡到生产时，这两者将分道扬镳了。当然，对路德、兹温格里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来说，没有再比这样的情况更合乎逻辑的了：宗教革命家们，在共同事业和共同实践的基础上，为新教教会而兄弟般地团结起来。但在历史进程中，几时有过合乎逻辑和受自然支配的教会呢？一个世界范围的、统一的新教已不复存在，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脱颖而出。德国的维滕贝格听不进瑞士苏黎世神学家的一句话，而日内瓦则抛弃了伯尔尼的实践。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按照苏黎世人、伯尔尼人或者日内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在每一历史转折点，欧洲各国的国家主义者的骄傲自大，预示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骄傲自大精神。路德、兹温格里、梅兰克森、布塞、卡尔斯塔迪和其余一些人，现在开始在神学的繁琐证明和线索上，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论而浪费他们的精力。只要他们团结一致，这一精力是可用于推翻世界性教会的巨大组织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视着旧秩序的废墟时，他束手无策。这真是典型的悲剧，一个人接受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却承担不了那强加于他的职责应接受的后果。

    胜利对于法里尔是如此的不幸。当他偶然听到加尔文，就是那个著名的约翰·加尔文，从萨沃依动身回家，而要在日内瓦逗留一天时，他非常高兴，急忙跑到加尔文住的旅馆去拜访，请求那领导人对重建教会的工作给予忠告和帮助。虽然加尔文还没有满二十六岁，要比法里尔年轻二十岁，但是他已经有了无与抗衡的权威。加尔文是主教税吏和公证人的儿子，生于皮卡地的诺锡，在蒙田学院受过严格的教规教育（象伊拉兹马斯和洛约拉一样）。他早年打算当传教士，后来又想当律师。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在二十四岁时，因提倡路德教义而从法国亡命到巴塞尔。

    大多数亡命者一离开祖国就丧失了固有的活力，但对加尔文，亡命对他反而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种形式的新教教义彼此相遇又相争。加尔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作为一个渊博的逻辑学者，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激进的理论从福音教义的核心中分离出来。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盲信者和狂热者，开始将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明斯特城再洗礼的那场可怕的悲喜剧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结束。宗教改革和它的对手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已陷入分裂为不同的宗派和以国家主义取代世界性权力的危机。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这个二十五岁的人立即认准应采取什么步骤去阻止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一定要神圣地具体化在一本书、一个图式、一个大纲上；需要有系统地阐述福音教条创造性的原则。加尔文年轻有勇，风华正茂。这一不出名的法学家和神学家从一开始就了解了这件事的必要性。当那些公认的领导人继续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坚定地着眼全面，在一年之内写出了《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义原理的书，因此成为新教的主要指导书和经典著作。

任大先生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原理》可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实绩。此书不可曲解的逻辑性和坚定的建设性立即影响了加尔文的当代人。此书的质量使得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运动需要有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有另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同《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两者都总结了过去，决定性地为革命划定了最后界线；两者都为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使其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失去势头。这样，专横武断就成为教条。自主导致专政的诞生。与此同时，宗教热情也受到严重的束缚。自然，当革命一旦受到控制，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动力。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经加尔文之手所发生的。从那以后，天主教教会，作为宗教上统一的和世界范围的实休，必须同占据相同地位的新教教会相对峙。

    加尔文非凡的力量表现在他从来不削减或修改他第一次所严密阐述的内容。他的书几次再版，但内容只有增添，他第一次决定性的认识从未作过任何修改。如同马克思或叔本华，年方二十五岁的他，在获得任何经验前，就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细心的考虑并得出了结论。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为他的哲学从理想世界移植到现实世界作说明。他从来不在他著作中改动一个重要的词；从来不步人后尘；从来不与敌手作任何妥协。与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协，对他或他的敌人都是徒劳的。你要么拒绝接受他，要么无保留地向他屈服。

    法里尔（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法里尔的伟大）在第一次会见中就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比加尔文大得多，但是，从那天起，他就毫无保留地将他自己附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当作他的领袖和主子，他自己则是那主子的一个仆人和奴隶。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从来不敢违背他上司所说的话。在每一战斗中，在每一事件中，他都站在加尔文一边，迅速地听从加尔文的召唤，为他战斗并帮助他。法里尔是从不对加尔文提出疑问和批评、并向他提供自我牺牲服从的第一个信徒。他是一个盲信的下属，坚决主张这样做是每一个信徒至高无上的责任。只有一次，法里尔向加尔文提了要求。那是在他们刚认识时。他要求加尔文作为唯一有资格的候选人，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位置。而那主子，将以其卓越的能力将宗教改革建立起来，那是法里尔自己无能为力的。

任大先生

    加尔文后来透露，他长时间地、固执地拒绝答应这令人惊奇的邀请。对于那些宁愿作精神上的追随者而不愿作肉体上追随者的人们，当他们被邀请离开纯思想的圈子（只为了进入黑暗和混乱的政治现实主义的领域）时，那将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一种神秘的畏惧，片刻之间，控制了加尔文。他踌躇、动摇，说自己太年轻太没经验，他请求法里尔让他平静地留在书籍和问题的世界里。最后法里尔被这一固执地拒绝邀请的行动激怒了，他带着一种旧约先知者崇高的力量咆哮说：“你为你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辩护。我以全能的上帝名义宣告，如果你拒绝帮助上帝工作，追求尘世事务而不追随基督的话，上帝将诅咒你。”

    这激动人心的呼吁，感动了加尔文并决定了他的事业。他宣称他自己准备建立日内瓦的新秩序。从前，他起草了文字和计划，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现了。这以后，他不再将自己的意志印在一本书上，他要将它强加于一城一邦了。

    人民对于他们生息于此的整个历史时代，知之甚少。那些极端重要的喧嚷并不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一个时代的关键性时刻，又很少得到年代史编录者的充分注意。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读到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圣经宣讲员”，但那记录员并不费心将那个会使日内瓦名扬世界的人的名字写下来。记录秘书枯燥无味地记录了法里尔如何建议让“那高卢人”——那法国人——以传教士身份继续工作。那就够了。为什么要费脑筋，去问清楚那个人名字的正确拼写并加以记录呢？看来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不重要的决议——给那外国传教士一笔菲薄的薪水。因为日内瓦市行政会不相信这件事的重要性会超过任命一个下级官员，他将和其它任何一个小职员一样，恭顺地履行他的职责，就象一个招待员、一个乐队伴奏或一个刽子手一样。

任大先生

那些尊贵的市行政委员们不学无术。在业余时间他们不读神学书，我们不能设想他们中间有任何人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如果他们是学者，肯定会警觉到他们已把教会内部的全部权力让给“那高卢人”，即那个法国传教士了。加尔文在这次会上说：“这里详细说明教会授予传教士们的权力。由于他们被任命为神之旨意的管理人和公布人，他们必须冒各种危险；必须随时迫使尘世的权贵屈膝于上帝并为上帝服务。他们毫无疑问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低贱者；他们毫无疑问要在此尘世实施上帝的意愿并摧毁撒旦的王国，保卫羊群，消灭恶狼；他们毫无疑问要告诫和指示驯服者，诅咒和消灭桀骜者。他们能张能弛；他们能挥动闪电击溃雷鸣。所有这一切均照《圣经》办事。”加尔文所说“传教士们毫无疑问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这句话，无疑地被日内瓦市行政会成员忽略了，因为，如果他们注意到这句话，他们将不会把无限的权力托付给这个作出如此目空一切要求的人。从来没有人怀疑那法国的流亡者，那个他们任命为教会的传教士的人，从一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成为自治城的主子了。他们给予他公职、薪水和尊严。但从此以后他们的权力就完给了。加尔文具有不可抵抗的能量，他将抓紧权力的缰绳，无情地实行他极权主义的野心。就这样，他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成为神权的专政。

    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逻辑性，也暴露了他深思熟虑的目标。“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教堂”，他后来写道，“日内瓦的宗教活动已停顿了。人们在那儿讲道，那就是一切了。他们收缴并焚烧圣像，但与宗教改革名不副实。所有的事都乱了套。”加尔文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厌恶混乱。他的天性象数学那样精确，他憎恶任何不规则和无系统。任何人如希望教育人民去接受一个新的信仰，必须使人民了解他们已经声明信仰的。他们一定要能够清楚地辨明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精神的王国同尘世的王国一样，需要有明确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个月，加尔文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一整套教义问答手册。它包括新教规的原则共二十一款，阐述得十分精确、通俗、朴实。这本教义问答手册和忏悔书，可以说是新教的十诫，被市行政会原则上接受了。

    但加尔文并不满足于半心半意地接受教义，他坚持要人民无保留地服从，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罢。他认为，光是系统地阐述一下教规仍是不够的，因为那可能让个人留下一定程度的自由，决定他是否和在什么范围内照办。加尔文从来不是一个在原则问题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容忍自由的人。在宗教和精神事务方面，他丝毫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平等地交换意见；在个人信仰方面决不同人休战。他认为教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服从，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并象惩罚公开的反抗一样野蛮地惩罚那些持冷漠态度的人。“别人可能有其它的想法，但我自己不相信我们的职责仅局限于如此狭仄的范围之内，以至于认为，当我们宣讲了训诫，我们就已尽了我们的全部责任，便可以袖手旁观让事物自行发展了。”加尔文的教义问答手册不仅为真正的信徒奠定了指导的路线，而且有系统地阐明了自治城的法律。他要求市行政会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市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这一忏悔书。他们被几十个人一组带到长老之前，就好象将小学生带到老师之前一样。他们来到大教堂，由城秘书向他们大声宣读教义问答手册，接着，他们举手宣誓，要无保留地接受手册。任何人，如果拒绝宣誓，将被立即驱逐出城。这清楚地、永远地表明：从即日起，要在日内瓦城墙里生活的自由市民，在宗教事务上没有人敢冒风险，同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有丝毫的分歧。在这个行政区域里，要求“基督教徒的自由”，要求把宗教当作按个人的良心办事的时期已结束了。理性观念战胜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气质、法律战胜了精神。现在，加尔文已进了城，在日内瓦将不复有自由。个人的意志统治了一切。

任大先生

    没有武力，独裁就不能想象，也站不住脚。无论谁要保持权力，一定要把权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想要统治，一定要有用刑的权力。任命加尔文的决议，并未授权他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市民逐出日内瓦。市行政会议员只任命他为“圣经宣讲员”，他可以向信徒阐述圣经；他们只任命他为传教士，他可以讲道，可以引导全体教徒走向真正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手中还保留着用刑之权。是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者任何一个传教士，要对自由市民的行为负责。路德、兹温格里，或任何其他改革者，在这以前都未曾试图夺取过那保留在市行政当局手中的权力。加尔文生来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他立即着手使市行政会成为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由于他没有合法的权力去干那样的事，他用开除教籍的方法为自己建立权力。他灵机一动，把“圣餐”的宗教神秘，变成推进他个人权力，并对他的放手施加压力的一种方法。在一段时间内，加尔文主义的传教士决定只让道德行为令人满意的人参加上帝的圣餐。如果传教士拒绝让一个人参加上帝的圣餐，此人从此就被黜出教门，也将被开除市籍。这一新武器威力无比。谁也不准再同那犯错误的人说话，按小学生的说法，没人再同他来往了。谁也不能卖东西给他或向他买东西。这样，这一开始看来是纯宗教的手段，应由教会当局处理的，就变为社会的和商业的抵制了。如果宣布对一个人实行抵制后，此人还不投降，还拒绝公开检讨罪行，加尔文就对他毫不客气，下令将他流放。虽然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一旦为加尔文所厌恶而成了加尔文的敌人，就不能再在日内瓦容身。无论是谁，如果公开同加尔文持有不同意见，他虽生之日，犹死之年。

    这些可怕的权力使加尔文得以消灭任何敢冒险对抗他的人。他放胆的一击，犹如雷电闪光在手，就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来没有控制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受到挑战。天主教会内有一个自较低到较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各级僧侣统治当局，在教会直接决定开除它的信徒之前，可以向他们提出上诉。开除教籍是一个超个人的行动，完全不属于个人的专断权力。但是加尔文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在实行他的权力意志时更为冷酷残忍，他轻易地强迫传教士们和宗教法庭就除名一事表态。他把这可怕的开除教籍的威胁作为经常性的惩罚，这样就无限制地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预测到恐怖的效果，也猜揣到那些怕遭到同样命运的人的焦虑。加尔文要求每月安排一次圣餐，市行政会好不容易才改为每季度安排一次。但加尔文决不允许从他手里夺走那最强有力的武器——开除教籍并随后驱逐出境。只有动用了这武器，他才能够开始他一直渴望着的战斗——为极权的战斗。

任大先生

  独裁、刻板的教规和好斗劲头的必然增长，这些暂时性好处，是以必须付出许多人的权利作为代价的；新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古老的自由；当一个民族觉察到这些之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已消逝了。在日内瓦，当几年过去后，公众才逐渐明确了。公民们赞同宗教改革，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们自愿地集结在市场，举起自己的手表示承认这一新的信仰，但他们对于共和精神的骄做，使得他们对监督他们的巡捕产生反感。他们强烈反对把他们象犯人一样地在城里赶来赶去；强烈反对强迫他们到教堂向加尔文老爷颁发的每条法令宣誓效忠。他们不赞成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被流放，而这些仅仅只是因为喝了一杯酒后情绪高涨唱歌取乐；或者只是因为穿的衣服看上去色彩太鲜艳而被加尔文老爷或法里尔老爷认为太奢侈了。人民开始询问：这些僭取如此高位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日内瓦人吗？他们是曾经帮助创造这城市的伟大和财富的那些古老移民的后裔吗？他们是几世纪来和显赫的家族联姻或者血缘相连的久经考验的可信赖的爱国志土吗？不，他们是新来者，从法国亡命而来，人民殷勤地接待他们，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栖身之所，以及高官。这来自邻国的税吏的儿子为他自己筑了一个温暖的窠，请来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妻舅；而现在他竟然胆敢责骂和欺侮有名望的自由市民了。他，这个法国流亡者，是他们任命了其人以新职，而他竟擅自制订了关于谁可以和谁不可以在日内瓦居住的法律！

    在独裁统治的初期，在自由精神被扑灭，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们被放逐以前，对抗的力量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显示了高涨的激情。日内瓦带有共和倾向的一些人宣称：他们不允许自己受到“象扒手”那样的待遇。全城居民，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阿莱芒大街的居民拒绝宣誓效忠。他们抱怨，桀骜不驯地宣称，他们永远不会服从一个法国的穷鬼，永远不对他唯命是听，决不离开自己的家。加尔文在笼络小市行政会方面确实取得了成功，他们忠于他的事业，支持他对拒绝宣誓者开除教籍的法令。但加尔文还不敢冒险实施那样不得人心的法令，因为新的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日内瓦的大多数自由市民已开始转而反对他的专横的法令。一五三八年二月，他最直接的追随者们已不复在市行政会中占多数。这样，日内瓦的民主派再一次能够维护自己的意愿反对加尔文的权力主义要求。

    加尔文在冒险的路上走得太远太快了。理论家们在政治上容易低估精神的惯性力量，他们相信在现实世界里，能够象他们所预想的那样，迅速地建立起决定性的改革程序。加尔文发现有必要走得慢些，直到他能赢得世俗的权力作他的支持。他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因为他的地位还不牢靠。新选的市行政会仍密切地注视着他，但并不十分仇视他。在这一短暂的观望阶段，甚至他最狂热的敌手也不得不承认，加尔文狂热主义的基础是对道德的绝对热忱，推进这个急躁的人的事业的，不是他个人的野心，而是由于对一个伟大理想的爱。他的战友法里尔是青年人和暴民的偶像，因此只要加尔文同意显示一些外交式的机敏，让他的革命要求大体上适应自由市民不那么极端的观点，那紧张气氛就能很容易地松弛下来。

任大先生

  但是加尔文坚韧不拔的天性和钢铁般的僵硬对他本人是一个障碍。终他一生，这个彻底的狂热分子，至多只是表示一下和解的愿望而不想再越雷池半步了。他永远不懂得中庸之道的意义。对于他，只存在着一个方针——他自己的。要么全有要么没有：他一定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否则就放弃他的全部主张。他从不妥协。他是那样绝对自信约翰·加尔文立场的正确，以致他简直不能设想，一个对手居然会相信另外的方针是正确的；不能设想，对手虽跟加尔文老爷的观点不同，但却一样的正确。后来，下面这句话就成了格言：加尔文的职责是教育而其它人的职责是学习。他真诚、沉着，信念坚定，宣称：“上帝命我教育，良心使我坚定。”他具有可怖的和不祥的自我狂妄，把自己的观点同绝对真理进行类比，说：“上帝何其仁慈，启示我辈善恶。”但此人一再被他自己的一种疯狂的着魔所苦，痛苦日重。当其他人有同样的信心，但与他意见相左时，他就会怒不可遏。不同的见解使加尔文的神经突然发病。他精神上的敏感影响了身体的机能。当他受挫折时，就倒胃口，还呕吐胆汁。他的敌手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可能是最有见地的。但加尔文的着眼点并不于此，他只关心有人敢于持不同的意见，因而必然要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他们并不只是约翰.加尔文的敌人，而是整个世界和上帝自己的敌人。“嘶嘶作响的毒蛇”、“狂吠的狗”、“野兽”、“流氓”、“撒旦的爪子”——这些是这个神经质的狂人向他同时代最重要的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倾注的恶名。谁同加尔文意见不同，谁就贬低了代表“上帝的光荣”的上帝的仆人。即使那不同意见纯属学术问题，只要一发现有人敢于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有独裁思想，“基督教”就立即“受到了威胁”。就加尔文而论，他所争论的焦点是其它宗派必须认错并转到加尔文一边来。加尔文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敏锐的见解，但终这个人的一生，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却一直深信不疑：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正是由于这过分自负的自我信心，由于这预言家的自我吹捧，由于这超等的偏执狂，使得加尔文能够在实际生活中顶得住。那是一种僵化的沉着，一种冷冰冰的和非人的坚强，他在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取胜，应归于那些品质。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自我陶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对自我满足的异常限制，使得一个人在世界历史的领域里成了领袖。人民是易于接受建议的。这并不是由于容忍和正义，而只是由于偏执狂们自称他们的真理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他们自己的意志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模式。

就这样，当加尔文发现新选出的市行政会的多数派在反对他，同时却很有礼貌地恳求他，为了社会治安不要采用野蛮的威胁和开除教籍的方法，而要采纳伯尔尼宗教会议较为温和的意见时，他一点也不感震动。象加尔文那样顽固不化的人，只要涉及到要他稍作一点让步，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对这样的人妥协是不可能的。就在市行政会反对他的时候，他仍然要求其他人绝对服从他的权力，对反对他代表合法权力的造反掉以轻心。他从布道台上大喊大叫，抨击“小市行政会”，宣布：“我宁愿死去也不能把上帝的圣体扔给恶狗们吞噬”。另一个传教士在公开礼拜时宣布说，市行政会是“一群醉鬼的杂烩”，就这样，加尔文的信徒们设置了坚固的障碍向当局进行挑衅。

任大先生

  市行政会不能容忍如此挑衅性的对抗。但在一开始，他们仅满足于发出一个不容曲解的暗示，大意是布道台不能用于政治目的，因为那些在布道台上演讲的人们，所该做的只不过是说明上帝的旨意。但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置若罔闻。作为最后一着，行政会禁止传教士上布道台，把他们中最不服从的考陶尔德其人，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加以逮捕。这暗示教会的势力和自治城的势力之间已发生了冲突。加尔文立即应战。由他的支持者们簇拥着，他强行进入圣皮埃尔大教堂，矫健地登上被禁止的布道台的台阶。之后，各派代表们开始进入教堂，剑拔弩张。一方决心支持被禁止的传教士，另一方则阻止他发言。一场暴乱随之发生。复活节的宗教仪式几乎以屠杀而告结束。

    现在市行政会已忍无可忍了。最高权力机关——两百人的大行政会召开了。他们要求开除加尔文和其他反抗行政当局的传教士。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召开。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免去那些造反的传教士们的职务，并限令他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本城，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加尔文曾咒骂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市民，驱逐他们，判决他们流放，而现在却轮到他自己了。

    加尔文企图通过风潮来攫取日内瓦权力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在独裁者的一生中，挫折不过是暂时的。事实上，那样一种失败，对爬到某一授予全权高位的人，几乎是必要的。在一开始就戏剧性的失败了，那才引人注目。对主要的革命家来说，放逐、监禁、取缔，从来不会有碍他们的声望，反而对他们有所禆益。一个被群众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受到可恶制度的迫害，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想要成为领袖者所受到的考验越多，大众就越有可能把他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对于要担任领导角色的政治家来说，没有比诸如转入地下更必要了，因为短暂的不露面，会使他的形象传奇化。名声将把他的个性藏在灿烂的云彩和壮观的光环里。当他从光环中浮现时，他能够满足大众百倍的期望。不劳他采取行动，一种气氛就能够形成。正是在流亡中，许多杰出之士才赢得了权威。那是只有那些有影响的、鼓舞了信心的人们才能行使的。凯撤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的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由于本人不在，变得比他们留着更强有力。加尔文也是这样。

任大先生

  当驱逐批准时，加尔文的一切好象都已经完结了。他的组织被破坏，他的成果被粉碎。除了一个对强加于秩序的狂热意志的回忆和寥寥可数可以相信的朋友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正象那些在危险的时刻，具有能避免妥协，躲入暗处的人一样，他的继任者们和他的放手们，由于犯了和他过去所犯同样的错误而帮助了加尔文。当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个性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职以后，市行政当局发现，很难骗到一、二个有奴性的传教士，因为他们担心果断行动可能使他们自己失去人心。他们准备放松而不是收紧缰绳。由那样的人占领布道台，那曾经由加尔文有力推动过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于停滞，自由市民们在信仰方面混乱不堪，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被禁止的天主教会的成员重新慢慢地恢复勇气，而且努力通过精明的中间人，重新为罗马天主教征服日内瓦。情况十分紧急，而且越来越紧急。渐渐地，那些改革者们，因曾把加尔文想得太苛刻和太严格，而感到不安。他们自问：无论如何，铁的教规毕竟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为需要。越来越多的自由市民，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去曾经积极反对过加尔文，现在力主把他召回。市行政当局最后认为，除按公众的意见办理外，别无他法。加尔文所收到的第一批信息和函件，不外乎是谨慎地提一些问题，但他们立即清楚地急切地要那位传教士回来，这一请求由于热切的呼吁而得到了加强。市行政当局不再在信中称他为“先生”，而称他为加尔文大师，恳求他回来拯救他们摆脱困境。最后，困惑的委员们谄媚地写信恳求“他们的好兄弟和过去的朋友”恢复传教士的公职，写这公文的那些人宣称他们“决心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直到他满意为止”。

    假如加尔文是一个不足道的、满足于廉价胜利的人，他当然会对两年以前把他放逐出来，而现在恳求他回去的城市感到满意，但渴求攫取全部权力的他，是永远不会容忍折中办法的。在这神圣的事业里，加尔文不被个人虚荣所动。他要的是权力，他个人权力的胜利。他不愿浪费片刻，让他的工作被任何世俗的权力所干扰。如果他回日内瓦，那么，那里只有一个法令有效，那就是约翰·加尔文的法令。

    一直到日内瓦缚住双手，向加尔文卑躬屈膝，自愿臣服，他才答应在一个满意的地位上进行谈判。由于战术上的原因，他故作轻蔑之态，拒绝了这些急切的开价。“我愿死一百次，也不愿重蹈早期痛苦的斗争，”他写信给法里尔说。他不愿向他的敌手跨出一步。最后，市行政当局跪在加尔文面前，用隐喻恳求他回来，以致连他最接近的朋友法里尔也不耐烦了，他写道：“难道你还要等石子也哭喊着要你回来？”但加尔文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日内瓦无条件投降为止。最后，市行政委员们宣誓接受“忏悔”，并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要的“教规”；他们写信到斯特拉斯堡城当局，要求城里的教徒兄弟们把这一责无旁贷的人让给他们；日内瓦在整个世界并在他面前丢尽了面子，加尔文终算让了步，他宣称，假定给予他绝对权力的话，他准备接受他原来的职务。

  就这样，象一个被征服的城市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样，日内瓦迎接了加尔文，并尽一切可能缓解他的不高兴，为使加尔文的要求可能在事先得到承认，过去严格的法令又迅速地重新强制执行了。小市行政会弄到一处合适的、带有花园的、装修得非常漂亮的房子给加尔文。现在他的来到已是众望所归了。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布道台重新进行了翻造，以便加尔文可以更有效地传道，可以让每一参加仪式的人都看得到他本人。荣誉接踵而来，在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前，一名使者从日内瓦启程，在半路上欢迎他并带去城市的祝福。自由市民出钱，将他的家属隆重地接来。最后，在九月十三日，一辆旅行四轮马车开到科纳文门。群众聚集起来以盛会迎接这归来的流亡者，在欢迎声中，加尔文进了城。现在日内瓦已在他的手中了，他要象一个陶工塑造粘土那样不停地工作，直到他按自己的思维模式改变这个城市为止。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同日内瓦就成为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加尔文和日内瓦，精神和形式，造物主和芸芸众生。

任大先生

          第二章“教 规”

当这一消瘦的、苛酷的人进入科纳文门时，一个最重要的、空前的实验便开始了。国家要转变成一个僵硬的机构。无数的心灵、具有这样那样感情和思想的人们，要纳入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和独一无二的体系之中。这是欧洲第一次尝试：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加尔文开始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或罪恶的公社；日内瓦要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中心，从这里辐射世界的拯救。这唯一的思想扎根在加尔文的生命里，他将全部的生命奉献给这一思想。这位钢铁一般严酷的理论家，以最严肃、最神圣的态度对待他崇高的乌托邦。在他精神独裁统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加尔文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当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正直地”生活时，他正在恩赐给他们以巨大的利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和指示生活。

    乍一看去，这似乎够简单的。但是细细一想，疑问就出来了。上帝的意志是怎样被认识的呢？上帝的指示从何处可以发现？加尔文回答说，在福音书那儿。而且只有在那儿，在永恒的《圣经》中。这是活生生的、不朽上帝的意愿和旨意。这些经典由于意外，没有为我们保留下来。上帝明确地把不成文所传的写成了文。这样，上帝的戒律就清楚易懂，并被人们铭记在心，福音先于教会、高于教会，凡真理皆无所不包。因此，在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度里，上帝旨意，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信仰、法律和生活的体现。《圣经》作为一部书，体现了全部的智慧、全部的正义、全部的真理。对加尔文来说，《圣经》就是始终，就是首尾。对所有事物的所有决定，必须以《圣经》的内容为根据。

任大先生

  就这样，上帝旨意的成文就成为世间行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看来加尔文不过是重复宗教改革最初的、众所周知的要求，但实际上，他跨了一大步，超出了宗教改革的范围，井完全从原有的思想圈子里冲了出来。因为宗教改革在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保证和平的运动。它意图把福音交给每一个人而不加任何限制。是个人信仰，而不是由罗马教皇和基督教协进会塑造基督。这一“基督教徒的自由”由路德开创，它连同每一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被加尔文无情地从路德派的信徒那里夺走了。对加尔文来说，上帝的旨意是绝对清楚的。他因此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正象石柱支撑着教堂的屋顶一样，《圣经》的词句必须支持教会，使它永远保持稳定。上帝的旨意已不复起“世界的普遍规律性精髓”的作用，已不作为永恒的创造和有改革能力的真理，而仅作为一劳永逸阐述日内瓦基督教法律的真理。

    就这样，加尔文创立了一种基督教正教以代替罗马天主教。可以十分公平他说，这一新型的教条独裁统治，已打上《圣经》统治集团的烙印。从此一本书成了日内瓦的上帝和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传教士是独家阐述那神圣法律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是摩西天命的法官，是凌驾于国王们和百姓们之上的法官；他是由权力装备起来的，对抗它即为犯罪。除宗教法庭所作的解释外，其他的一概无效。日内瓦立法的基础，是宗教法庭而不是市行政会。只有他们才能够裁决什么是许可的和什么是禁止的。谁胆敢向他们的统治挑战，他就该倒霉；谁否定教士独裁统治的合法性，他就是反对上帝。对《圣经》妄加评论将立即付出血的代价。武力的统治，由向往自由的运动引起，而反对自由思想，却往往比反对异端势力更为厉害。那些靠革命起家当上官的人们，成了进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宽容的反对者。

任大先生

   凡独裁者在开始时总是试图实现一个理想。但理想总是从企图实现它的人那里取形上色的。加尔文教条是精神上的一个创造，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外表上酷肖它的创造者。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加尔文的相貌，就可以预见到，与以前对基督教义作出的解释相比，这一教义将更加苛刻、更加乖僻和暴虐。加尔文的脸庞酷似石灰岩，宛如一幅孤寂、遥远、多岩石的风景画。情调可能神圣，但没有一点儿人性。凡是能使我们的生命丰硕、快乐、美好、温暖、富于情欲（取这个被滥用了的词的好的方面的解释）的东西，在这张不仁慈、不合群、不适时的禁欲主义者的脸上是看不到的。加尔文的脸长而椭圆、粗糙丑陋、多棱、阴郁、不和谐。前额狭窄严肃，下面是深陷的、象灼炭般闪光的眼睛。鹰钓鼻专横地从凹下的面颊中间突出；薄薄的嘴唇在脸上构成一个横向的裂缝，一张难得有笑容的嘴巴。无光泽、苍白的皮肤上没有血色。这张脸看上去是那样的惨白和病态，就好象因为发烧连颊上的血都已被吸血蝙蝠吸光了一样。只在愤怒之下，在刹那间，它才变成潮红。这先知的胡须（所有加尔文的信徒和教士都尽可能模仿他们大师的式样）徒劳地在那暴躁易怒的面容上添加上男子汉活力的外表。稀疏的头发，象它们所附的脸皮一样，毫无生气。它们不象古画里摩西的髯，威严地下耷，倒象是长在瘠土上稀稀朗朗、一无生意的灌木。

    好一张阴暗而寡欢、孤寂而紧张的脸！很难相信会有人要把这一贪婪和好教训人的狂热分子的画像挂在私室的墙上。如果你在日常行动中，一直感到这双警戒而侦察的眼睛在盯着你的话，你会倒抽一口冷气。没有个人的欢愉能同它对抗。泽巴伦尔以西班牙狂热主义者同样的风格，最成功地绘描了加尔文：他代表了禁欲主义者和隐士。在一片漆黑的背景中，人们住在远离世界的洞穴里，都永远看着《圣经》，同时带着其他精神生活的工具，死人的骷髅和十字架。之后陷入那沮丧、黑暗和不可接近的孤寂之中。人类有其不可接近的一面，而终加尔文的一生，就由这一面守卫着。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穿黑色的衣服。教士的四角帽也是黑的，一直盖住前额，这头戴介于修道士的头巾和兵士的头盔之间。教士飘拂的长袍是黑色的，其长及靴。法官穿官服，他的任务是不断地惩罚人；医生穿长袍，他得永远试图治病救人。黑色，永远是黑色，永远是严肃、死亡和冷酷。除了这职务上的象征颜色外，加尔文从来没有以任何其他装束出现过。因为他希望让人望而生畏，他是穿了执勤长袍的上帝仆人的代表。他不希望别人象一个人和一个兄弟那样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