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县海晏移民血泪/铁穆耳

任大先生

洛布丹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上级命令下来了，让青海省海晏县成分不好的几千
   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六百公里外祁连县的苏勒托莱（今属天峻
   县和祁连县，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
   是坏人，牲口被没收了，每户只让赶五头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
   分，每户只准赶两头。干部们拿着枪来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别的
   啥也不让拿，说到了那里啥都有。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干部就举着枪
   问：“你看啥哩？”哪个不走，就威胁要就地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
   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
   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人们被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
   了好久，路边有一户人家，有个老奶奶，给我们饿肚子的人烧了茶，
   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我们吃。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青海湖）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老人一个一个地死去，有
   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有的人坐着
   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孩子们也习惯
   了，在老人尸体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就把老人扔了。到了祁
   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
   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

任大先生

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第二天肯定就
   能在滩上看见他的尸体，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审讯时给他上了八段锦（一种酷刑），导致腰椎骨脱
   臼，后来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获释后，他拦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
   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
   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大娘惊讶地看着
   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
   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嗫嚅着问：“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
   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
   他。”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
   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散白勒到自己家时，他的媳妇
   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畸形人。
   

任大先生

欧智布的回忆：
   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
   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有的人
   家，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还不够，把狗领上
   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十多头到二十多头驮牛
   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雪那么大，
   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帐房，
   有的只带着半片帐房。
   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病了。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说是反
   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
   阿爸和阿妈抓走了。剩下的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大一点的拉着
   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
   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一九八二年我去
   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四十岁的妇女了。
   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去了，说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下午民
   兵来给老阿爷说，他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
   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
   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
   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东西。他
   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得噎
   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
   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任大先生

乃志布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
   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上面说，要镇压一千个男人，海晏
   县就叛乱不了啦，其实海晏哪有叛乱啊？就我们所知，整个海北州也
   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一千个男人如果抓不够，就抓女
   的来顶替。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太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
   县长刘义（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劳改农场多的是，德令
   哈、格尔木、浩门、化隆，活着回来的没几个。
   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那是一九
   五八年秋，十月十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
   蒙古包扔下了，锅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
   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
   一顶帐篷往马上一放就走了。五十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
   碗，来迟了吃不上。六百公里路走了四十五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
   的，因气候不适应和绝望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肺
   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二十一万头牲口走，上级只统计
   路上死的牲口有二万多头，说是国家的财产，人死了多少没有谁统
   计，人没有牲口重要啊。唉！六百公里走了四十五天，死了多少人
   啊！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晕。
   到了天峻、苏勒托莱，隆冬时节，气候寒冷，帐篷扎不起来。有的一
   个帐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没有锅碗，找个脸盆做了点
   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够吃啊，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
   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啊，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
   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
   下一些野牲，人活下来了。我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
   点，算是没有饿死。
   一九八○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
   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几十年来批斗、挨打过来
   了，我们也老了。二○○三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三千元打
   发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二○○三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
   挣了三千元。一辈子啊！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

任大先生

穆智勒的回忆：
   我是贝子家（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
   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马，一匹是青马，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
   父亲去开会，他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
   说我父亲被抓走了，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走了。我
   的阿舅，是宗贝子家（宗贝子旗）的王爷，一九五八年前是海北州法
   院的院长，也被抓走了。我的父亲有胃病，一九六一年死在德令哈劳
   改农场。
   我的父亲刚抓走不久，一九五八年八月我们就被赶离家园，一路上又
   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
   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
   的牦牛，三四十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
   刚亮就赶着集体的三四百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
   民，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三四十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
   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我们的
   老家草原上了。
   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在后面赶着
   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就走。
   路上没有帐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则热恩块勒，雪有一尺多
   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莱，又从托莱到
   天峻，整整走了四十九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说不完。到天峻后，在
   哈拉淖尔（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
   架争草原。我被赶去挖煤，那时我才十六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
   只能到农业点开荒种地。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
   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走了。一路上碰到个帐
   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家。

任大先生

才宝的回忆：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
   亲叫龙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
   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
   宁市。一九五八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看见家里有
   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
   家搜查。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所有的书、本子、纸全部拿走
   了。他们让我母亲签字，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
   道，父亲早被抓走了，但是抓到哪里不知道。再后来听说在公安五
   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
   和父亲见面。
   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
   就回了海晏县，从海晏又被赶到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
   帽子，家庭成分是封建主。在哈尔盖，我们又被第二次没收，剩下的
   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在哈尔盖草原赶了十五年
   的马车。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
   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
   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十八斤青稞，两斤白面。我是
   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啊，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两碗青稞拌着吃。我
   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
   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
   咋就这么倒霉啊！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
   不能自杀。“母亲是柯柯贝勒旗王爷的公主，虽不识字，道理懂得多。
   就这么忍着，到一九七五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
   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六十八岁了。抓走
   时才五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监狱里熬了十七八年。一九
   八○年父亲被平反，恢复了工作，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
   都明白，我们一家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
   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想起那
   几十年来我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
   

任大先生

罗布藏仙巴的回忆：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要去开会，去了就被抓起来了。有的是在家里被抓
   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点的全被抓法办了。大伯也被抓
   走，两个舅舅也被抓走，说他们造反叛乱。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
   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啊！”二十岁以上的男人被抓
   得没剩几个，只留下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
   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
   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阴历九月，上面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三头牦牛，一点点行
   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帐篷前，帐篷就扎在那里，就
   那么都被扔走了。干部们拿着枪跟在我们后面，像押犯人一样赶着牲
   口走，动不动就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
   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
   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
   一九六○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
   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帐
   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里。又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
   场里发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
   上再用。每个人一月十五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
   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
   夏天我们主要是拾腾格里吃，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
   这种野菜救了命啊！
   一九六一年我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成残废，脊梁打断
   了，直不起腰，马上要死了。我们把他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但
   已经是严重残废。唉！那时候的事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
   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
   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
   现在想起来就像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坐
   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
   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
   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在前排站了。王团长拍
   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
   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
   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静静地听。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
   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一百元的安置费。本来可以分三百元的，上
   面扣去了，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十五万元建的工
   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
   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任大先生

聂步腾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事后群众对平叛
   事件很有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去调查
   海晏叛乱，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就去了解当初常
   委们判案子的情况。他们是怎么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
   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二十五岁嘛是三十
   五岁。”主管领导说：“好，判二十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
   答：“这个七十岁了。”主管领导就说：“判十八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
   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等等，
   全是这样的罪名。
   有个叫六六（音）的副书记，我问他们说：“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
   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
   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
   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学习，到
   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
   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
   一九六一年开始部分复查一九五八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
   高中（音），解放后他在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
   很老练。我对他说：“一九五八年的这个事情……”我一句话没说完，
   他就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
   “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
   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
   “噫！他又要想叛乱？”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
   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一九五八年的那个叛乱呀，全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
   海北区根本没有发生过叛乱。为啥要把抓剩下的妇孺老人迁那么远
   （六百公里外）呢？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就近安
   置，刚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
   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营盘上的情况怎样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帐房和财产
   呢？一座座帐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
   堆着。有的帐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
   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
   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
   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哄抢那些帐房、蒙古包里的东西。
   那时候海晏全县有一万九千人，“平叛、反封建”抓了八百人，搬迁走
   一万多人，最后剩下七千多人。
   搬迁的群众是一九六一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当时西北
   局得到消息，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派了两个干部，
   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邓云
   （译音），从甘肃的镜铁山到了托莱牧场。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
   腿嚎啕大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
   在看书，进来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
   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
   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没住县政府招待所。我去谈了
   情况，他们做了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后来我们去托莱调查，进了一座帐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吓得
   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叫。我们问这是咋了？牧
   民们说她是在一九五八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病了，平
   常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
   来。这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看见下乡干部来就犯病。
   【黑五类回忆第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