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劣根性是特权专制体质结出的恶之花

任大先生

国民劣根性是特权专制体质结出的恶之花
   ——熊飞骏
   面临社会大转型的中国，朝野的多数都认同一个奇怪的伪命题：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
   杨恒均先生曾做过一次社会调查，就“中国人是否适合民主”一题询问过若干成年人，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惊人的相似。当问及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中国人时，答案都是“素质低不适合民主”；但当问及他自己时，都很自信地回答自己适合民主？
   最后调查的群体都认为自己素质高适合民主。

   如果调查的群体扩张到整个中国人群体，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都认为自己适合民主。
   于是“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观念误区不攻自破。
   中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族群，在面对世界时妄自尊大颐指气使；面对同胞时妄自菲薄唉声叹气；面对自己时则唯我独尊自以为是。
   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同胞的基本认识是：素质低，生得贱，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救药……
   所以中国人只能高压统治？民主也许适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类，但就是不适合自己的同胞？

任大先生

要想实现民主政治，首先必须大幅度提高国民素质，在国民劣根性未消除国民素质未得到切实提高之前搞民主只会出乱子闹分裂？
   问题是落后过时的特权专制体制能够大幅度提升国民素质吗？
   本人曾于2006年撰写过《民主问题》一文，致力于澄清国民关于民主的认识误区，就国民素质与民主的关系提出过如下见识：
   “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之所以高于中国，是因为这些国家采用了民主政治的缘故。中国公民素质之所以在近代落伍了，是因为中国没有从专制走向民主。
   民主国家不是先有国民高素质然后才有民主；而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国民高素质，也就是说民主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的药方。
   中国人之所以总体素质不高，是因为长期专制统治的恶果。
   如果因为国民素质低的原因而摒弃民主，那么我们的国民素质永远也不会得到提升，因为专制是国民低素质的根源，民主则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的途径。
   中国只有走向民主，国民素质才有提高的可能。虽然不能在一个晚上变成文明人，但却走上了文明之路，步入素质建设的良性循环。”

任大先生

人性是社会体制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性。
   社会体制是一个人的生存成长环境，一个群体的总体素质是由其生存成长环境决定的，绝大多数都是环境的复制品，只有极少数例外。
   一群花季少女如果不幸落到妓院里并且短期内无望逃离，那么她们都会堕落成妓女，也许有极个别例外。至于从小就在妓院里长大的女孩则根本没有例外。
   所以在妓院里责骂妓女无耻麻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妓院无耻是体面的介绍信，麻木是生存的通行证。在妓院里企望提高妓女素质则无异纸上谈兵。要想提高妓女的整体素质，首要条件就是让她们离开妓院步入正常社会。
   同一个族群，因为所处的社会体制不同，整体素质也有天壤之别。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南北朝鲜。
   南北朝鲜的国民素质在60年前不相上下，近二十年才明显拉开距离。
   北朝鲜的多数国民不是疯子就是白痴；南朝鲜则是一个充斥绅士和淑女的国度。两国国民素质的差距就象南极和赤道。
   南朝鲜的国民素质也不是和北朝鲜分离后就大幅提升的，而是近二十年才和北朝鲜明显拉开距离，因为近二十年南朝鲜走上了民主法治之路而北朝鲜依旧逗留在独裁专制的黑夜。
   所以国民素质是社会体制的果实。民主法治体制能大幅提升国民素质，专制独裁体制只能使国民走上堕落退化之路。
   所以等到国民素质提高后再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的想法就和先得诺贝尔文学奖然后给你言论出版自由一样荒谬。

任大先生

中国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民族劣根性，主要是落后过时的特权专制体制结出的恶之花。
   现代特权权专制体制是“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无耻是体面的介绍信，麻木是生存的通行证”； 一个专门和智慧良知作敌的体制；一个只造就暴发户不培养绅士贵族的体制；一个多数人才只能被埋没清除的体制；一个当官就只能说谎讲空话套话的体制；一个连学校和寺庙等精神殿堂也堕落成骗钱猎色陷阱的体制……
   特权专制体制只会使国民素质永无休止地下滑，直到象北朝鲜那样堕落成疯子和白痴。
   要想告别国民劣根性，首先得告别落后过时的特权专制体制。
   指责国民素质低，就和鸨母指责妓女淫荡一样本末倒置。
   中国官员的腐败在整个人类世界无与伦比，你能因此说中国的官员天性邪恶吗？非也，他们中的多数一样有正义和善良的一面，是“奖善惩恶，劣胜优汰”的落后专制体制限制了官员宏扬人性实现自我，使他们不遵从恶劣潜规则就难以在官场混下去。我相信中国的绝大多数贪官到了美国一样会成为清官；美国的绝大多数清官到了中国一样会成为贪官。
   你能说中国官员都没有才能吗？非也！中国上任总理朱镕基是孤胆英雄；现任总理温家宝是本人发自肺腑敬重的开明政治家。同样是落后过时的官僚体制限制了官员不受干扰地发挥自己的治国才能。
   所以诅咒贪官腐败渎职不如为告别“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特权专制体制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任大先生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不称职的父母，没有不称职的孩子。
   只有不称职的政府，没有不称职的国民。
   只有邪恶的制度，没有天性邪恶的民族。
   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称职的政府和父母，只有相对称职的班子和家长，因为一个国家不会没有一个不称职的国民和孩子。
   所以指责一个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有贪官也有腐败一点意义也没有，纯粹是为了转移国民视线。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政府来说，贪污腐败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文明进步的国家能努力把贪污腐败缩减到尽可能低的限度，腐败只是个别现象且无大贪长贪。专制落后国家腐败则大面积存在，大贪特贪长期作案者大有人在。
   中国腐败官僚津津乐道的美国新泽西州惊天腐败案，落网的最大贪官州长的腐败总金额只有2.5万美元，而美国外科医生的平均年薪是22万美元，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多月的薪水。按中国的标准，相当于一个省一把手贪污总额不到一万元。
   所以只要一个国家腐败的比例和幅度比我们小一些，就是我们学习仿效的榜样。
   
   别再抱怨指责中国人素质低有太多劣根性了，因为他们都是特权专制体制的受害者，抱怨指责他们还不如为告别“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特权专制体质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二0一0年三月一日
（2010/05/10 发表）

面瓜

基本观点有可取之处，但高素质的民族的素质却真真切切产生于专制时代，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在民主实践中提高国民素质的先例；
失败的例子倒是很多，比如拉美，比如菲律宾。

面瓜

专制的反义词，并不直接是民主政治。

欧洲古典封建王权贵族体系和中国秦后的大一统帝国治理模式是很不同的。

任大先生

面瓜 发表于 2011-8-18 19:53
专制的反义词，并不直接是民主政治。

欧洲古典封建王权贵族体系和中国秦后的大一统帝国治理模式是很不同 ...

老熊只是一家之言，看来未做深入研究。

面瓜

劣根性经历2000年的自然选择过程，
已经深植于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了。

这东西有没有解剖学遗传学解释，俺不知道。

面瓜

这种问题，必须很细节的来分析，把屎盆子随便扣，
会导致8x8悲剧的重演。

任大先生

面瓜 发表于 2011-8-18 19:57
劣根性经历2000年的自然选择过程，
已经深植于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了。

遗传的劣根性？那是胡扯的，不信的话，把一个美国人放到中国养大，他一准比俺还烂。
这是文化腐烂的结果。

任大先生

面瓜 发表于 2011-8-18 19:58
这种问题，必须很细节的来分析，把屎盆子随便扣，
会导致8x8悲剧的重演。

无论如何，开放新闻和网络自由，都是改变体制的先决条件。

面瓜

任大先生 发表于 2011-8-19 01:00
遗传的劣根性？那是胡扯的，不信的话，把一个美国人放到中国养大，他一准比俺还烂。
这是文化腐烂的结果 ...

我还真就不信。
而且这需要做大样本统计，不能用个例说明问题。

anyway你根本不相信自然选择的。

跟你这么说吧，你观察食草动物，生下来1个小时就会跑，那可不是跟母亲学来的，而是固化在小脑中的预设程序。

但是呢，如果你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就是不让它跑，只训练它爬，大长大了，就只会爬了。
所以呢，你弄个美国孩子来，放在中国，他长大后可以很中国，但这并不说明他的先天和我们是一样的。

面瓜

任大先生 发表于 2011-8-19 01:02
无论如何，开放新闻和网络自由，都是改变体制的先决条件。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类似台湾蒋中正时期的30年戒严。
而不是直接开放新闻自由。
必须给文化一个休生养息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需要约束的。

也许22年前要是直接改过去了，也就改过去了，但今天，太晚了，文化在最近20年中已经大大的蜕化了。

任大先生

面瓜 发表于 2011-8-18 20:04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类似台湾蒋中正时期的30年戒严。
而不是开放新闻自由。
必须给文化一个休生养息的时 ...

我们大陆今天还不够“戒严”吗？

面瓜

任大先生 发表于 2011-8-19 01:06
我们大陆今天还不够“戒严”吗？

此戒严非彼戒严。

面瓜

思考要有细节，没有细节非此即彼的思考害人害己啊。
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也是64的原因。

任大先生

面瓜 发表于 2011-8-18 20:07
此戒严非彼戒严。

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次反弹

面瓜

任大先生 发表于 2011-8-19 01:11
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次反弹

我也承认，80点代是新中国的黄金10年，所以我说那一次改过去了，可能也就真的过去了。

面瓜

不过学生或者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就是个笑话。
有意义的革命，一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在新中国，可以是当时的中年知识分子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