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中国式的“爱国主义”的本质与危害

恐慌小猪

认清中国式的“爱国主义”的本质与危害



      当今中国社会热点是层出不穷，从7.23的动车事件到五壮士的砸碑行为再到王蒙打架被开除等等，国人每每喜欢用片面的“爱国与否”来作为标杆，主观地肤浅地衡量去他人的言行，甚至动不动就给他人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再加上一通脏话连篇的国骂，大有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气概。看来此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某些国人用来攻击不同意见者的大棒子了！作为喜欢深究其因的笔者，自然是不会放过对这个蒙蔽国人良知的祸害（中国式的“爱国主义”）的深刻揭露的！



     让我们先看看中国式的“爱国主义”的由来。

     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彻底激发了当时国民带有强烈盲目感情色彩的狭隘的地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便是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渊源。而在此之前，中国是没有“爱国主义”这种东西，甚至连这个词都很难找。就如同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所写的那样，以前的中国没有国家，只有朝廷，国家不过是朝廷的私产。所以说，当时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往往能够奇怪地与无政府主义勾结在一起。于是，中国一方面有大量的所谓“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又盛产“汉奸”，或者崇洋媚外。以致在当时和列强缔结的所有卖国条约中，几乎都有这么一款内容：“不得惩办汉奸！”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汉奸”，有着共同的现实根源：在“公民主权”不明朗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是一种虚构的概念。

      上溯中国五千年的封建历史，这种延续几千年的“民权”的缺失，以及“国家”的虚位化，使得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爱国主义”的本土思想资源。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和日、俄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国人“爱世界”似乎是不可能了，所以，只能选择“爱国”。而爱国也已不可能爱朝廷。于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往往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复活”了。这就背离了五四运动的初衷。除了这些政治思想上的逆转之外，在现实政治中，当时的中国也在背离民主宪政之路。一边是国民党搞独裁，一边是“以俄为师”搞左倾。中国历史由此误入歧途。

由此可见：所谓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只是个伪命题。（实际上，自古至今，“反传统”斗士往往自诩很“爱国”；而标榜中国式的“爱国主义”，而实际上他们往往在真正地破坏传统，破坏良知。）

     民主的根本在于其目的，即“人”的权利与自由，而不是“国家”权利与自由。在这一点上，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们是高度一致的。例如，早期的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提出，开启蒙昧的同时就是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是理性的自觉，用理性冲破愚昧，将人从“神”与“圣人”“皇帝”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人的自觉”、“个人的解放”。但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又会走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反面，如集体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这些极端在中国都有表现。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条件下，具有首先尊重“公民个人权利”等普世价值的国家，才配谈真正意义的“爱国主义”。所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才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

     再回到当下：在这个新生事物不断涌出的时代，如何去真正认识与评判爱国主义、卖国主义，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不仅“狭隘的地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一样都是落后的标志”，其实更具危害性的是国人狭隘的中国式的“爱国主义”情感、思想，甚至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有狭隘的影子，摆脱不了。现在各大论坛中充斥的是顶着“爱国主义”保护伞的国骂脏话，肆意地不加节制地宣泄仇恨与暴力（语言暴力也是暴力的一种），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论坛上也是很少见的！可奇怪的是国人对这种很不文明的行为倒是很宽容，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根本的问题就是以为自己只要是所谓“爱国”的初衷，就可以肆意妄为了！现在看看这些国人是不是从根子上就搞错了！没有公民权利保障的国家只是朝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所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其实质就是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持有这种主义的人往往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他们不是盲目自大，就是极度自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他们一部份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过巨大的压力，有时也会借此报复和发泄。这种人一般有严重的仇富心理。往往以维护民族利益为由，侮辱他人的理智行为，损害他人的私有财产。例如“弹弓队”、“板砖队”“网络暴民”等等。
　　还有一部份人有严重的心理变态，喜欢看热闹、喜欢挑拨是非，例如“郎咸平访谈郭美美事件”中造谣郎先生收受贿赂等等。
　　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中危害最大的一支。会严重影响世界和平和社会稳定。任何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应当主动远离这种主义。真正有智慧且“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国人，应该通过深刻反思中国式的“爱国主义”，积极改造传统文化，建立公民意识、公民道德。

         另外笔者也寄语那些具有中国式“爱国主义”意识的国人，要认清这种所谓”爱国主义“的实质与危害。应对自己以此为幌子所做所说的不当行为深以为耻，而不反以为荣。“羞耻心”是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一大动力，望大家共同努力，以还中国一片思想与文化的净土！

妞妞

同感!

新股民

人比人，谁又比谁高尚呢。不要说在中国的人，很多在国外的高文化，高学历的人都无法摆脱呢。

恐慌小猪

高文化，高学历可绝不能代表高素质啊！

面瓜

恐慌小猪 发表于 2011-8-8 11:39
高文化，高学历可绝不能代表高素质啊！

高学历不代表高文化。

理工科高学历不代表人格上面的任何东西。

面瓜

从54到文革到学潮到留学生爱国游行，
中国青年的情怀一直没有变。

新股民

回复 恐慌小猪 的帖子

说的正是这个，很多时候都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价值观产生的冲突，而高学历，书多看两本的的那方就会去压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所以说人比人谁又比说高尚呢，如果高学历那方有高素质的话，应该会去包容另一方的，如果没有高素质的话就没有权利去批判对方了，它也不比对方好多少啊。

balto

五四运动的负面在于“爱国主义”
(2010-05-04 1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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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负面
反思的爱国主义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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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
杂谈
       

【五四运动是“学生爱国运动”吗？】



五四运动是中国前所未有、估计今后也很难再有的一场自主自觉的社会进步运动。说它前所未有，是因为它第一次在中国态度鲜明地举起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等这些现在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的旗帜。它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在道理上是可以大大缩短，甚或可能一步到位的。



之所以估计这样的社会进步运动今后很难再有，是因为当前的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世界，但是中国并没有在文明、制度、价值等精神层面“充分世界化”。中国的身子已经是现代化的了，然而，中国人的脑袋却是前现代的，整个民族的创造力甚至连甲骨文时代都不如。所有的中国人仍然在一条歧路上徘徊，犹如哀怨中的幽灵，虽然想活过来，但却回天无力。



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答案并不复杂。既然五四运动融入世界的目标没有实现，那么，中国人如果能够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的话，中国就有可能走上正轨。这大概也是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为什么前不久主张“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的原因。五四运动那些曾经扛起、后又倒下的旗帜，中国人应该重新扛起来，因为它们就是社会进步的指引。



然而，为什么五四运动的那些旗帜会倒下？因为运动本身曾经误入歧途了，所以，无法找回最初的样子。近年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他们开始思考该运动在历史中的负面影响。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这说明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尚未形成基本性的共识。本人认为：五四运动的负面在于“爱国主义”。



其实，在中国做社会科学的学问，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你只需和官方“唱对台戏”，将官方的话反着说，你就基本上是正确的了。例如，官方将“五四运动”定性为“学生爱国运动”，那么，我们就应该将这种说法颠倒过来，于是，“五四运动”比较准确的表述就是：这是一场志在革故鼎新、走向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然而，在国际时局和学生运动中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推动下，当初的“启蒙”变成了“救亡”，当初的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革命，当初的“以英美为师”变成了“以俄为师”，当初的个人主义变成了集体主义，当初的自由主义变成了爱国主义，当初的“全盘西化”变成了今天的“中国特色”，所以，这场运动最终是失败的，尤其是，我们已经看到：旧文化、旧制度非但不死，相反，却因此而固本强基了。



人们对五四运动的错误看法，源自历史视野的狭隘。五四运动主要不是学生运动，而且五四运动导致的“爱国主义”，正是该运动失败了的直接体现。对此，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在去年五四期间的纪念文章《重温“五四”早期共识》足以正本清源。林先生认为，“五四”应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早期。在1919年以前，可以称之为启蒙运动的觉醒。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有一个对新文化运动的共识，这一共识可以用陈独秀1914年的一句话来代表，即国家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共谋幸福”。因此，林先生认为，“五四”时代早期的中国知识界的共识乃是提倡宪政民主，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建立符合法治原则的宪法。



——中期。以“五四事件”为标志。到1919年的5月4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平待遇，青岛被转手给了日本。于是，受到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学生自动自发地走向街头，抗议北京军阀政府的懦弱。这一事件使得这些学生产生了民族主义的觉醒，认为如果不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的发生实际上是“五四”时代的中期。



——后期。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强的民族主义诉求，这种民族主义的激情与民主的发展是有冲突的，正如阿克顿公爵所说：“民族主义使民主无效，因为民主被一个更高的原则（民族主义）所取代”。于是，知识分子开始分裂，胡适等认为必须坚持民主宪政的理想，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放弃了早期的诉求，开始走向大众民主。五四运动没过几年，很快就转向，转变为政治运动，这就是“五四”时代的后期。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历史误入歧途】



五四运动的正面价值主要表现在运动的早期，即1915年至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其标志性事件是举起了“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面旗帜。对于引领这场运动的各方来说，这两面旗帜是共同的，然而，在具体路线上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最后却左右了以后的整个中国历史进程。而且，中国至今没有解决这个分歧。例如，中国的统一大业问题，还得重新站到五四的角度进行历史反思。五四足以奠定中国重建的合理起点。



五四的分歧来自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潮。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在政治主张上，前者激进，后者渐进。而在文化主张上，两派人是一致的，即“反传统”。陈独秀提出“打倒孔家店”，胡适提出“全盘西化”。所以，两派人能够短期合作。



不过，由于两派人的政治路线是不同的，所以二者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陈独秀是“以俄为师”的代表，胡适则是“以英美为师”的代表。它预示了五四早期与五四后期之间的历史断裂。时至今日，中国的分裂状态，本质上不过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分裂。大陆仍在坚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台港澳则已经成为了世界主义。大陆上面是没有人格的“人民”，台港澳上面是作为自由人的“公民”。前者爱国，后者普世。



五四运动激发民族主义，这是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渊源。而在此前，中国是没有“爱国主义”这种东西的。就像梁启超1900年在《少年中国说》中所写的那样，以前的中国没有国家，而只有朝廷，国家不过是朝廷的私产。所以，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往往能够奇怪地与无政府主义勾结在一起。于是，中国一方面有大量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又盛产“汉奸”，或者崇洋媚外。以致在和列强缔结的所有卖国条约中，几乎都有这么一款内容：“不得惩办汉奸！”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汉奸”，有着共同的现实根源：在“人民主权”不明朗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是一种虚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的两派人都“反传统”。所以，新文化运动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政治诉求，即如何建设一个“国家”。



延续几千年的“民权”的缺失，以及“国家”的虚位化，使得中国没有“爱国主义”的本土思想资源。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日、俄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国人“爱世界”似乎是不可能了，所以，只能选择“爱国”。而爱国也已不可能爱朝廷。于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往往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复活”。这就背离了五四运动的初衷。除了这些政治思想上的逆转之外，在现实政治中，当时的中国也在背离民主宪政之路。一边是国民党搞独裁，一边是“以俄为师”搞左倾。中国历史由此误入歧途。



所以，在我看来，“反传统”与中国式的“爱国主义”，都是伪命题。（实际上，在历史的真实中，“反传统”斗士往往“爱国”；而标榜“爱国主义”的，却在真正地破坏传统。）不管怎样，两者都是对于民主、宪政的偏离。而中国的现实，则又恰恰选择了这样的偏离！这种偏离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反传统”斗士与“爱国主义”者之间相互对立，而罔顾现实政治；另一方面，现实政治既不理睬“反传统”，也不真正的“爱国主义”。现实政治有它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只要不民主，则一切都行。而民主恰恰是中国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



【一个纠结所有人的问题：中国人站起来了吗？】



民主的根本在于其目的，即“人”，而不是“国家”。在这一点上，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们是高度一致的。例如，早期的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提出，开启蒙昧的同时就是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是理性的自觉，用理性冲破愚昧，将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人的自觉”、“个人的解放”。



李敖在《谈五四》中写道：<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李敖正确地评价道：<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结果是：<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李敖最后引用富兰克林的这句名言作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总结：“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



然而，极端的个人主义或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又会走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反面，如集体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这些极端在中国都有表现。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这部专著中，将“五四”的负面影响概括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即“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林毓生把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和他发动的“文革”视为同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林毓生写道：“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他特别强调革命过程中，改造人性的重要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主观的因素，终究是被客观的社会与经济现实实质所制约的。比较之下，毛泽东则把进行革命和创造历史实在的决定性作用，归诸于人的意识。”这想法是怎么来的呢？林毓生认为，或多或少是跟“五四”时期的一些全盘西化的想法，一些激烈的反传统运动的想法是有关系的。



我们姑且不论林毓生的观点对错，在此，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革新文化、再造传统、改良人性，是否必要？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最难的是，“改良人性”如何可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究竟孰优孰劣的问题。五四运动以“人”为目标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方式方法上却不能与其目的结合起来。也许今天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答案了。



【中国的合题：如何对待传统？如何爱国？】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只有在民主的社会条件下，“反传统”与“爱国主义”才能无害地结合起来，今天我们才能弥补五四运动造成的历史裂痕。经过这种结合之后，“反传统”就成了“传统批判”问题，而“爱国主义”则完善成了“反思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就如何做好这个“合题”，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晚年都进行过比较深刻的反思。



例如陈独秀，他是最早意识到中国文化有问题的先知先觉者。他在《一九一六年》中说：“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因此，在五四早期，他极力主张“打倒孔家店”。客观的说，他的“反传统”在开始的时候主要针对的只是孔教中的专制成分，如“三纲”等。然而，由于浪漫激进的革命精神，使得他凡是“旧”的都要反掉。他在《新青年》中写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正是由于这种偏激，使得陈独秀最后走上了一条与“德先生”和“赛先生”背道而驰的道路。1919年以后，陈独秀全面接受苏维埃式的阶级民主理论，即使后来经历了牢狱之灾，开始有所反思，他仍在“托派”刊物《火花》上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政治》的文章，以民主“真”“假”论题，称欧美民主都是遮掩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的形式，苏维埃政制才是真正的民主。直到晚年，陈独秀才对天翻地覆的革命进行了痛切的反思，1940年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再如胡适。针对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被五四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裹胁而去的历史断裂，胡适事后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一方面，他肯定五四是“全国青年的大解放”，“经此轰动”，“方才有中山先生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五四运动“实是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 1968年胡适在与唐德刚会谈中提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然而，这个“挫折”，即历史裂痕，我们今天必须弥补。



经过了历史的巨大跨越，当代人对于“传统”的认识，已经基本上趋于理性。李慎之先生晚年的一个理论贡献是区分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他指出：传统文化是指数千年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文化遗存，这些当然要继承。文化传统则不同。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中更根本、更本质、更稳定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取向——这样的文化传统无疑是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不独儒家，法家、道家诸家学说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这种专制主义的支持力量。



在《重温“五四”早期共识》一文中，林毓生先生认为，现在要发扬“五四”的爱国精神，就要恢复“五四”早期的目标、早期“五四”的诉求，要通过“反思的爱国主义”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肯定建设宪政民主的重要，而宪政民主的建设，最重要的是：法治的确立。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传统的道德认为，内在的人性可以找到良知良能，实现“内在超越”，在位者成为圣君，老百姓成为圣人，天下大同，社会和谐。这种空想式的思维模式对我们影响很大。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这一理想出发，往往痛心疾首于“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只有黄宗羲说过，天子制度事实上是“以我（天子）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专制制度。因此，我们要发扬“五四”精神，通过“反思的爱国主义”，积极改造传统文化，建立公民意识、公民道德。



……



可见，说一千道一万，中国的合题只有一个，即民主。民主既能够解决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也能够实现真正的“爱国主义”，即“反思的爱国主义”，亦即批判性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而且彼此之间不相矛盾的爱国主义。因此，“五四”早期的目标，仍然是我们当下的目标。

balto

牟传珩：“五四精神”的世纪误读

   
    总理温家宝曾在五四青年节看望北师大学生时说："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与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这是中国官方长期以来误读"五四精神"的经典表述。
   
    提起五四精神，不能不提陈独秀和他创刊的《新青年》。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这个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被解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魂和近现代中国"民主"与"科学"的两大时代主题。何谓"民主"？按中共的解释，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是国民当家作主。有主人，就必然要有仆人。然而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百年中国、几经血腥革命，一直还都没有搞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据说是真正的民主——"苏维埃民主"，发展成为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空头支票支撑起的"党领导一切"的国家。何谓"科学"？曾一度被统治者解读为坚炮利舰、矿山、铁路；而改革开放"一场春风"，又给我们送来了"洋务运动"。于是，"苏维埃民主"加"洋务运动"，便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的"五四精神"。这种"五四精神"完全异化了陈独秀原旨意义上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其实，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的内在含义应是自由与理性。陈独秀早期的民主观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苏维埃民主"。这个精神绝对导读不出社会主义。晚年倡导"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的王元化先生就认为：五四价值不在民主和科学，而是思想独立、精神自由。晚年自述诗："平生所学唯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的陈寅恪，以及移居台湾时，拒绝蒋介石邀官说："如果我当了你的官，就不能随便骂你了"的胡适等也都有这样的主张，即五四的早期精神是自由主义的。　
   
    说到科学，其实它的背后是理性的支撑。当时倡导"科学"精神的实质，即是理性主义的，是要用理性破除迷信。这样的"科学"精神承袭的是西欧大陆的启蒙运动。当时西欧大陆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运动的理性洗礼，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的科学思想，新的宗教伦理，新的文艺观念，新的价值取向，这便是启蒙运动。
   
    什么是启蒙？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崇尚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而启蒙运动的主要口号则是自由主义，让人民自由想、自由说、自由做。自由想、自由说是政治文化领域的；而自由做是经济领域的，即让人们自由地生产、交换与分配，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和蛮横干涉。1776年，亚当&#8226;斯密在其名着《国富论》中对自由主义作了经典的论述："自利是个人经济活动的动机，国家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政治家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便是经济人的自由主义理性假设，经济学也因此而成了一门学科。
   
    很显然，早期的陈独秀是受到西欧大陆的启蒙运动影响。他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提出，开启蒙昧的同时就是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是理性的自觉，用理性冲破愚昧，将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人的自觉"、"个人的解放"。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陈独秀"敬告青年"要"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这种观点不仅与康德的思想如出一辙，且完全就是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因而他倡导要有勇气打破外在的枷锁，以自己的头脑来认识世界。他明确提出中国"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可见，陈独秀早期的科学与人权并重，才真正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与实质。科学的精神就是理性，人权的实质就是自由。因此，自由与理性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应该说， 由《新青年》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大体可以1919年"五四事件"为界，而分为"前五四"和"后五四"两个阶段：前五四思潮当以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中心的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指向的是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后五四思潮则异化了"前五四"的价值走向，导出了"红色记忆"的暴力运动，最终倒向了苏维埃式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由理性而暴力、由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思潮变异，凸显了理性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衰历史。众所周知，这种变异的诱因就是，巴黎和会重新燃起了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屈辱的怒火，导致了当时的青年情绪迅速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爱国主义"，加之 "苏维埃民主"的暴力夺权刺激，理性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此凋零，马列主义在中国风云迭起。1923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改刊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同年，知识界发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从此凸显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意识态格局。还有曾轰动一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短暂论战，又进一步增剧这种分裂的。至少当时在表面上看，李大钊等左倾精神领袖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发生了明显的分野，这几个事件，表征着中国启蒙运动的分裂和历时8年的新文化运动，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最终误读。
    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在曾是自由主义旗手的陈独秀自己身上得以明显的体现。1919年以后，陈独秀迅即转换了"五四"的自由旗帜，全面接受苏维埃式的阶级民主理论，即使他后来经历了牢狱之灾，开始对共产党政治有所反思后，仍在"托派"刊物《火花》上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政治》的文章，以民主"真""假"论题，称欧美民主都是遮掩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的形式，苏维埃政制才是真正的民主，是历史上发展到至今的最新、最高阶段、最后的形式。直到陈独秀晚年的《最后见解》文章，才有所觉醒。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当年的热血青年们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的无情鞭挞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中，透视出今日中国愤青要抵制家乐福和反西方舆论的传统承因，这个承因就是对"五四精神"的世纪误读。
   
    胡适在１９６８年２月６日与唐德刚会谈中提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台湾的林一新先生也认为："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争取自由"，然而"五四自由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自由"，"最后却与无政府的自由运动混淆不清，转变为无政府的自由运动"。这种"无政府的自由运动"被解释成"鸡毛能不能飞上天"的农民暴动运动。
   
    如今，"五四精神"被误读了近一个世纪，只能从头再来，重奏"自由与理性"的五四旗帜，推动政治改革向宪政民主道路转向。

balto

小猪大段大段的引用别人的东东最好注明一下哈，还以为都是你原创呢，哈哈。。。

balto

一个博爱主义者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的话，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问题。。。

balto

而且连国家，民族和政府都混为一谈，确实很混淆视听，这才是**不可怕，就怕**有文化。。。

Jinan90

balto 发表于 2011-8-8 13:25
小猪大段大段的引用别人的东东最好注明一下哈，还以为都是你原创呢，哈哈。。。

人家特意注明是”[原创] “了，你不要怀疑可信度。

balto

新股民 发表于 2011-8-8 09:05
回复 恐慌小猪 的帖子

说的正是这个，很多时候都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价值观产生的冲突，而高学历，书多看两本 ...

”人总是这样，对亲近的人太苛求，对陌生人显得过于宽容。“

看看你的签名档，你还会去支持这些不爱祖国爱外族的博爱主义者么？

balto

Jinan90 发表于 2011-8-8 12:40
人家特意注明是”[原创] “了，你不要怀疑可信度。

切，我又没有怀疑人家的”原创“，至少标题我是没找到出处。。。再说copy & paste也不违法，又不是学术文章，是不是？本来就是网络一大抄么。。。我是希望小猪标出引用部分和链接，好让我等瞻仰一下更厉害的博爱主义者的思想精华。。。

balto

今天没啥事就继续和小猪侃侃天。。。你这标题起的好啊，能不能系统的比较一下这"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日本式"的爱国主义，"米国式"的爱国主义，“德国式"的爱国主义有啥异同？

Jinan90

我最想了解有没有“非爱母国式"的爱国主义？

balto

你说《实际上，自古至今，“反传统”斗士往往自诩很“爱国”；而标榜中国式的“爱国主义”，而实际上他们往往在真正地破坏传统，破坏良知。》，能不能给点论证再给结论？比如这个面瓜自称“非常人”，肯定是“反传统”斗士，可他绝对没有自诩很“爱国”，这让我很疑惑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新股民

回复 balto 的帖子

个人认为，每个人都只对自己负责。我支持的是他所提出的不同观点，可以让我有正确，独立的思考。而不局限于自我当中。就比如很多人说我用佛经解圣经一样，我只是用独立的思考发现其本质没有什么区别而已。
我之前说了，人与人的冲突只是生命价值观不同而已。

balto

最后我也抄一抄小猪最后的两段话，抄错了莫怪哈。。。

广义的国际主义是民族虚无主义中危害最大的一支。会严重影响国人的智力水平并对世界瞬息万变的局势缺乏应有的判断和警惕。任何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应当主动远离这种主义。真正有智慧且“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国人，应该通过深刻反思反华的国际主义，积极吸取传统文化，建立国民意识、国民道德。

另外笔者也寄语那些具有反华的国际主义意识的国人，要认清这种所谓”博爱主义“的实质与危害。应对自己以此为幌子所做所说的不当行为深以为耻，而不反以为荣。“羞耻心”是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一大动力，望大家共同努力，以还中国一片思想与文化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