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郑存柱的这篇文章值得一读，文笔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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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模式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郑存柱

(2011年7月18日 来稿)

     当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经济发展已经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广东省，还在继续鼓吹把“蛋糕做大”的时候，位于整体上发展滞后的西部地区的重庆，却开始要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了。如果这两个口号互相换一个地方，应该更符合逻辑和常识。但是正是这种出乎常识的地区颠倒，却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未来的路径分歧。如果说之前一些学者的分析只是出于理论的思辨，而重庆和广东的两种不同的蛋糕口号，已经为这种思辨给了确真的注脚。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之一便是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都富起来”。八九风波使这个进程中断，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矫枉过正，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中国在经济上一方面融入世界一体化，享受到最新的技术和世界大市场，另一方面，共产党内部掌握政治资源的官僚阶层，也把手中的权力融入到国内的经济大潮之中，走进了到无本万利的新时代。先富阶层也在资本家入党的与时俱进中成为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了。 (博讯 boxun.com)

   
    邓小平的本意，就是要抛弃落后的贫穷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是要从书本的理论的囿框中突围出去，使改革的实践有了合法性的依据。尽管一开始，邓设计师本人也无法确信是否可以成功，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当时如临薄冰战战兢兢的客观写照。
   
    邓小平虽然重新启动了经济改革的列车，但却忘记了“十三大”一个字也不能改的断言，政治改革从此藏之高阁无人问津。官僚阶层和资本新贵联手打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怪胎。如果设计师看到现在这样的产品，一定会怀疑当初设计蓝图有重大的缺失。
   
    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超过国防的维稳预算，显示出社会动荡的频繁和剧烈。当全国还在试图以“鲧”的方式来高筑大坝防范民众动荡的洪水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当下，重庆却独树一帜，开始了新的“大禹”式的努力。
   
    唱红打黑，一方面高举旗帜不动摇，让老百姓重新回忆起过去走在公平的（虽然落后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另一方面也让那些暴富中的为富不仁却又朝中无人的涉黑头目早早走上不归的黄泉之路，使重庆社会治安局面一新。两手都在抓，两手都很硬。
   
    30年的经济发展，加上打黑收缴的不义之财，薄熙来在取得老一辈和官二代的信任之后，开始了如何“公平分配蛋糕”的尝试，他要让绝大多数重庆的普通民众也可以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在这点上，可以说薄熙来才是邓小平理论真正的衣钵传人！
   
    薄熙来能不能在重庆之外获得成功？“重庆模式”能不能成为其他省市的发展模式甚至在十八大后成为全中国的模式？薄熙来目前的努力只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之一，他如果不能看到另外一个含义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在未来的改革中更加大胆地去实践这另外一个含义，他的努力只会在一个小小的重庆，只会在短暂的时间取得成功，而无法在其他地区复制，更无法改变目前极端偏右的共产党的政策，无法最终成为共产党未来道路的主流。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在政治上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哲学。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如果阉割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那会成为什么？那不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吗？完全正确！
   
    几天前看到网上《建党伟业》的电影片断，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最初提出的党的名称有：中国社民党，中国工党和中国共产党。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和社民党本来就是一母双胎的孪生弟兄，或者至少也是姨表兄弟。社会民主主义的两大目标：公平和民主，也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的主要奋斗目标。作为弱势群体工农的政党，共产党追求平等和公正；为了对抗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共产党提出民主的诉求。《历史的先声》里面收集的都是共产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前的鼓吹民主的文章。其中的观点一点不逊色于刘晓波因之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零八宪章》。如果当年国民党可以容纳共产党作为“左翼”的派别而在党内存在发展，并最终允许他合法独立，那么中国可能在20年代就开始走上两党竞争的议会道路。
   
    历史无法假设，未来却可设计。薄熙来先生不应该只满足于在红都重庆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应该更加全面地实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即在经济上发展强大的同时，在政治上走和平竞争的议会道路，把自己的主张和理想通过合法的渠道让其他省市乃至全中国人民理解和赞同，进而成为共产党内部的主流派。
   
    当然，议会道路不仅仅是指放弃“暴力革命”以及打倒党内反对派如林彪、“四人帮”式的“宫廷政变”，议会道路必然就是民主。民主决不是所谓西方或者资本主义的特权，正如前文所言，共产党当年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民主！只是因为通过战争方式取得政权，为了稳固政权而必然采取的专政手段，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无法抛弃的“路径依赖”，一直到不久前吴邦国的“5个不搞”，都是战争状态的延续，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军政”和“训政”的延续。如果薄熙来先生真正意识到民主也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内涵，那么他可以在红都重庆，更加大胆地前进一步，拿出当年邓小平不畏急流险滩而摸石头过河的勇气，开始“宪政”的尝试，那么，在共产党乃至中国历史上，将会超过邓小平，成为21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而载入史册。
   
    巨额的维稳经费告诉世人，只强调发展，把蛋糕做大的广东模式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温家宝总理数次谈论民主，显示出普世价值世界潮流的无法阻挡。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失败的时候都是在坚持教条墨守成规；成功的时候也总是在冲破禁区闯出新路。当今中国，只有重庆模式开始求变图新。
   
    当然，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中，直接挑战中央无疑是鸡蛋碰石。但是重庆已经是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打黑虽然可以威震一时，却无法一劳永逸。一旦书记换人，朝令便可夕改。这是人治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不能以香港的经验设立独立的“廉政公署”，从制度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呢？唱红可以进行理想教育，但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为什么不能让人民自己选举民意代表和各级官员？当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时候，才会真正对人民负责。不要再以所谓的教育程度和素质低下为借口了，当年的红都延安都可以进行选举，难道70年后的红都重庆不可以选举？要知道共产党来自于人民，人民使共产党获得政权。只有当共产党主动结束“军政”、“训政”，而把权力真正交还给人民的时候，共产党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在中国的舞台上延续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张实行民主的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救党派”。从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民主的内涵来看，只有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本人在2007年曾经给胡锦涛进言，主张从县市级别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胡锦涛的平庸政绩，更加说明，那些谨小慎微的团派、指定接班的“王储”，都是低眉温顺的好学生和小媳妇，即使如愿登上龙图宝座，也都是“神马”浮云。
   
    现在看来，只有薄熙来这样的“太子党”才有破旧图新的胆略和勇气；只有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正的传人才有救党中兴的宏图和大志。重庆给了薄熙来从县市级别开始由下而上可控有序的改革的可能和实现“小步增量”的民主的机会。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重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