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管"形象蹿红英美 英国网民将其比作维京海盗

任大先生

        继“guanxi(关系)”、“hongbao(红包)”成为英美媒体中的“新晋词汇”后，“chengguan(城管)”一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显然是因为近期中国多个城市发生涉及城管的公众冲突事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据《环球时报》6月23日报道，城管，绝非中国独有，在印度、俄罗斯以及英美等发达国家，都有不同的机构在承担着类似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史料记载，甚至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苏美尔城邦，就有了看守城门、整顿市场的专职人员。

显然，只要城市存在，这类人群就必须存在。但在急速城市化、人口大迁徙的中印等新兴国家，城管成了第一拨承受各种社会问题的群体。城管卷入公共冲突事件的几率无疑增大了，因为这不但涉及转型国家的法制和社会缺陷，也涉及到认为“被剥夺了生存底线”的人寻找情绪出口的问题。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城管群体自身的素质问题。该如何让城市维持在一种可控的秩序下？这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任大先生

        继“guanxi(关系)”、“hongbao(红包)”成为英美媒体中的“新晋词汇”后，“chengguan(城管)”一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显然是因为近期中国多个城市发生涉及城管的公众冲突事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据《环球时报》6月23日报道，城管，绝非中国独有，在印度、俄罗斯以及英美等发达国家，都有不同的机构在承担着类似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史料记载，甚至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苏美尔城邦，就有了看守城门、整顿市场的专职人员。

显然，只要城市存在，这类人群就必须存在。但在急速城市化、人口大迁徙的中印等新兴国家，城管成了第一拨承受各种社会问题的群体。城管卷入公共冲突事件的几率无疑增大了，因为这不但涉及转型国家的法制和社会缺陷，也涉及到认为“被剥夺了生存底线”的人寻找情绪出口的问题。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城管群体自身的素质问题。该如何让城市维持在一种可控的秩序下？这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任大先生

英国网民：“中国城管”=“维京海盗”

新加坡《联合早报》20日以“求形似先于神似的管理”为题谈论中国的“城管乱象”，文章列举了中国一些城市最近出现的城管暴力执法的确凿案例和网络谣言，并援引一些中国公民的议论说，“人人都在骂城管，但不管又不行，比如无照商贩扰民”，“名声不佳的中国城管做了很多别人嫌苦嫌累又吃力不讨好的事，却没得到相应评价”。

文章分析说，“有关城管的种种问题，中国学者早已做过许多深入分析，像已故学者蔡定剑就曾强烈提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进城农民与失业下岗工人都需要靠街头摆摊维持生计，政府维护城市秩序的前提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管理也应当服从于民众的生存权，管理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服务”。

任大先生

英国网民：“中国城管”=“维京海盗”

新加坡《联合早报》20日以“求形似先于神似的管理”为题谈论中国的“城管乱象”，文章列举了中国一些城市最近出现的城管暴力执法的确凿案例和网络谣言，并援引一些中国公民的议论说，“人人都在骂城管，但不管又不行，比如无照商贩扰民”，“名声不佳的中国城管做了很多别人嫌苦嫌累又吃力不讨好的事，却没得到相应评价”。

文章分析说，“有关城管的种种问题，中国学者早已做过许多深入分析，像已故学者蔡定剑就曾强烈提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大量进城农民与失业下岗工人都需要靠街头摆摊维持生计，政府维护城市秩序的前提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管理也应当服从于民众的生存权，管理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服务”。

《泰晤士报》曾以“中国手册传授如何打人不见伤”为题报道说，在中国，这一手册的“服务对象”明显是被称为“chengguan”的地方执法者，“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常常会卷入一些公众冲突事件”。

任大先生

每日电讯报》说，所谓“chengguan”是指“驱赶中国城市的非法摊贩、清除黑车以及查验营业执照的警察”。《卫报》解释说，“chengguan”是指“一些处理轻微犯罪和无序状态的雇员”。

而在英国一些视频网上，甚至还有人制作出把“中国城管”和“维京海盗”拼凑在一起的动漫短片，并调侃说“这些都是让民间闻风丧胆的称呼”。

《卫报》在报道中国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时还分析说，“中国的城管之所以会这样做，同他们没有接受充分的培训、收入偏低以及对个人职业前景感到悲观等多重因素有关”。该报还报道说，中国有些地方安排年轻、态度和善的女城管上街执勤，代替原先在小贩心中如同凶神恶煞般的男城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商贩们的心理压力，是个不错的尝试”。

任大先生

专家学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英国广播公司一篇评论曾分析说，“城管”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权力外包”的产物，他们接管了从政府行政部门中剥离出来的行政处罚权。

随着城市化发展，城管的职能也越来越多，权力范围越来越广，从市容环境、工商管理、城市节水到公安交通，涉及城市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城管的法律地位不清，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理论和实践差距的产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管具有管理和服务等职能，“不是一句取消城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他认为，如何认识现代城市的管理、政府到底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有些事是否应当全部由政府来处理，社会组织到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任大先生

湛中乐强调，解决城管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在打击“黑车经营”、处理路边摊贩等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是否应从总体上提供足够的公共交通服务或者让商贩“进场经营”。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城市化仍然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管理太严或太松，都可能导致混乱，要真正解决城管与商贩长期对立问题，减少或结束“猫捉老鼠”的游戏重复上演，就要从根本上改善民生。

俄罗斯也有城管和无照商贩之间“你追我逃”的现象。对此，俄萨拉托夫市工商会主席法杰耶夫曾表示，对于那些非法街头零售点，应该采取对话的态度，要相互理解，而不是采取斗争的手段。萨拉托夫市经济委员会主席萨尼科夫说，几乎每天都有老百姓投诉，要求把非法商亭拆掉，因为它们破坏了建筑格局、霸占人行道、没有和市政卫生部门签署运走垃圾的合同、销售的商品质量也值得怀疑。但他也强调，无照小贩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不得不将“装钱的信封”塞给某些人。

与俄罗斯无照商贩可能与城管人员之间存在行贿受贿现象相比，中国城管人员的素质问题是民众最不满的。对此，湛中乐认为，加入城管队伍的人员相对复杂，素质参差不齐，他们每天都面临许多琐碎事，如对违法小广告的整治、对黑车经营的打击、对不遵守相关规定的流动商贩的管理等。城管要顶着很大压力去做这些事情。

有的商贩认为是城管执法危及他们的“生存底线”，让其生活无望，因此容易将某种不满发泄在对其生存造成威胁的人身上。这样的背景下，城管部门和城管队员往往就处在了矛盾的“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