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希：毛泽东的教育奇谋

Jinan90

伍迪希：毛泽东的教育奇谋

　　有关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中外都有许多不同的论述，大体来说，70至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港、台），对文革都抱全面否定态度。他们的著作多针对文革的过程及斗争的残酷。而外国著作则对毛晚年政绩及文革有褒有贬，并非一面倒的批评，著作多论及当时政治权力转变过程及后果。究其原因，相信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是文革及毛晚年各项政策的受害人，文革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是横祸一埸，基于自身及家人、朋友等不幸遭遇，难对毛晚年政绩作全面客观分析。但据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在毛晚年，中国普及基础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亦有研究认为“小学生为文革时期的唯一受益人”。毛泽东不但大增基础教育，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

　　列宁曾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其实在任何社会要实现全面工业化、现代化都必须有普及教育为基础。

　　比较中国及印度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均超过十亿)，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发展。发现中国及印度这两个在上世纪中叶差不多同时间相继独立及解放，脱离半殖民地枷锁的文明古国，起点相近，均只有20%识字率，都是人口众多农业国家，亦有一定天然资源，80年代前都实行计划经济，亦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开始经济自由化，又同样有一大批居于海外、拥有资金技术的侨民。但现在印度成人文盲率比中国高近3倍，人均收入比中国低30% (印度在1990年代前的200年, 人均GDP其实都比中国高)，平均寿命比中国低7岁，婴儿、小孩死亡率比中国高2倍。社会现况、前景都大大落后于中国。而普遍认同制约印度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便是文盲问题及种姓制度（此制度亦和文盲问题有关）。

　　普鲁士1825年开展普及教育，1850年代工业发展开始起飞；日本1872年开始普及教育，1910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产值。他们因而均后发先至，追上英美。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及社会近年能有较快发展是和毛晚年推行的普及教育政策有重大关系的。

　　人们论述毛晚年政绩，只侧重文革带来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灾难及破坏，而避开不谈对当时占当时全国八成人口的农民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其实有欠全面公正。亦防碍当代中国人正确理解在未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难及挑战。

　　中国现代化需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文化，资金。过程无可避免造成一部分人口先进入工业社会或甚至后工业社会。这是现今中国部分地区，城市的现象。但人们在不断追求物质繁荣高度发展的时候，容易忘却落后地区的问题，为国家长远安定发展埋下危机的种子。美国最穷州份阿肯色州的人均GDP为全国人均GDP的48%，但中国最穷省份的人均收入低于少数发达地区GDP的四分之一，而使人更担心的是不同地区增长速率的差异近年在扩张。重新探讨毛泽东晚年坚持大部分人认为过激的平均主义政策的背后动机，可避免中国再出现在解放前因不同地域、阶级发展水平差异不断扩大、利益来源不同而引发的动荡。亦有助中国人探究如何构筑适合中国历史、文化、人口、地理特征的现代化社会。

　　“教育”一词听来不带一点攻击性，但其实是一个重要而尖锐的政治议题，因为教育政策对内涉及哪些人能获取重要的知识、技能，进而成为社会上层分子，进入权力机构；对外则涉及整体国力，是一个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传统儒家虽然标榜“有教无类”，但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最接近商品经济社会的宋朝，识字率也只有30%，这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水平，此后便一直滑落至清末的20%。其实在农业社会，统治阶层为自身利益着想，并不希望实施全民教育。英国十九世纪中叶，地主们就大力反对实施普及教育。但因当时英国这贸易王国在贸易、出口工业都获利甚丰，地主们便无法抵抗工业家及贸易商 (亦是基于自身阶级利益) 实施普及教育的要求。而各后进国家都无一例外，大力推行普及教育，提升国力，以追上英美。

　　英国教育学家卡扎米西斯在研究了教育的传统及变革后指出：所有社会在民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这亦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上。

　　新中国成立后小学入学率便由民国时期的23%，大升至1952年的49.2%，在大跃进开始时更在毛泽东大力鼓吹“开门办学”及办学权力下放下， 由1957年的61.7%大增至1958年的80.3%。后来随着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教育政策亦随之改变。小学入学率便跌至1962年的56.1%。在文革前，随着毛泽东重新掌权，1964年小学入学率便提升至71.1%，1976年则达96%。(表一)

　　历史资料亦显示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对当时教育体制提出很大批评，认为缺乏实践，学校又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亦不满大跃进后国家发展侧重城市，忽视农村。所以文革期间毛便推动城市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业政策侧重内陆（大三线），提高农村医疗水平（赤脚医生）。取消专科中学，大力提升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入学率达80%至90%，及到后来，甚至大学停招四年，至1970年才重新招生，招生又只招“工农兵”等激进政策。

　　许多人批评毛破坏教育，大学教育成文革“重灾区”，其实中国当时大学生人数并不多，1965年在校大学生为67.9万(表二)，大大低于现今的约一千万。而文革十年期间，因毛的政策，一共只招收了约一百万大学生。以当时中国极需人才发展国家的情况看来，毛的政策确实拖慢了当时中国发展，有人归因于毛对知识分子的讨厌。但这又难以解释毛为何大力发展小学及中学普及教育。

　　比较印度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印度独立后把大量教育资源投放至高等教育，1965年高校生为中国2倍多(表二)(若考虑两国人口比例，则近4倍)，毛在文革期间把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分子精英下放农村，大学停办后再招收一些都是当时水平较差的工农兵，文革十年导致混乱倒退。照道理印度社会发展不应比中国差，但现况、前景都显示中国比印度好许多，原因何在？

　　众多研究表明， 关键就是因为印度独立后把大量教育资源投放在高等教育， 而忽视基础教育、扫盲等。表三显示印度在50、60、70年代小学入学率都远低于中国。而中国更是在60及70年代小学入学率大大抛离印度。

　　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无可能全面现代化。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到底印度统治阶层为何会采取一个重高等，轻基础的教育政策？原因就在于在于印度独立是透过英国和平把政权转移到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而该阶层在独立前和独立后是大致完整无变的。带领印度独立的尼克鲁及甘地均为在英国受训律师， 其领导的国大党亦主要由当时曾受英国教育的少数(即上层社会)所组成。印度独立后主政40多年的国大党代表的，其实是印度独立前已存在的本土精英份子的利益。 相反，新中国成立是透过流血革命，旧精英统治阶层被打倒，因而新统治阶层便可顺利推行新的国家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印度则无可能推行不利于旧（即新）统治阶层的教育政策，所以教育开支侧重大学（因原统治阶层的子女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受良好中、小学教育，加重大学教育投资、忽视基础教育，大大有利原统治阶层维持权力基础）。

　　因为以上原因，印度的半封建奴隶种姓制度，便得以保存至今天。这样维护了印度精英阶层的利益，却以印度无法完全演变为市场经济现代化国家为代价。而印度亦实际维持半封建的统治色彩，政治权利、总理职务在独立后至重要盟友苏联解体前，便大多时间掌握在尼克鲁家族手中(甘地夫人为尼克鲁女儿，其子拉吉夫亦在甘地夫人去世后当总理)。

　　西方传媒常称赞印度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但忘记对印度的近半文盲来说，他们始终是被欺压的对象。无法掌握知识，根本难以提升自身的经济、健康及社会地位。只能依靠电视、收音机获取资讯，所以印度政客许多都是前电影明星。文盲们实质沦为上层阶级随意操控的工具。这种缺乏“民权”基础的民主，徒具形式。

　　其实，任何社会统治阶层，官僚们都或多或少有为自身阶层谋取“私利”(极重要地包括子女教育)的倾向。除非统治阶层利益面临重大挑战，一般都不愿放弃。而印度亦是80年代中面对重要盟友苏联国策重大转变，才开始认真加大基础教育投资。
毛泽东当年要透过文革打倒当权派的其中主要原因，亦是要对付官僚系统维持自身阶层私利的“惯性”。而部分成功西方国家，则采取定期更换政治领导的方法，确保官僚系统不断受不同政治领导的督促、监控。

　　历史资料显示，大跃进后中国官僚系统采取重城市轻农村策略。1962年小学入学率大幅降低至56.1%(在校生7157万)，而普通高中招生更只有43万人，占同龄人口约2%(表四)，而大学生占全部在校生比重却从1951年的0.3%大升至1961及1962年的1.1%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p101)。当时大学生都是解放前入读小学，自然绝大部分来自解放前的上层(识字的20%)家庭。在国家仍文盲充斥时扩张大学教育，不先完成普及基础教育，并采取重城市轻农村策略, 似乎显示当时官僚阶层 (他们主要住在城市) 确是开始显示上述“惯性”。有意或无意地，为自身所属阶级谋取私利。为所属阶级子女谋取最佳教育机会，以持续自身阶层在上层社会的地位。

　　有些作者认为当时低小学入学率，极少人能入读高中的教育政策符合当时国力。但基础小学教育、扫盲根本无需太大经费。新中国成立前对一般人民来说，读书识字花费巨大是因为识字率只有20%，老师自然值钱，若识字率提高，小学老师供应充足，基础教育无理由再是花费巨大的项目。

　　十九世纪初期普鲁士、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实施全民教育并非基于任何工业社会基础。很明显，是先有全民教育，才有工业社会国力，决非先有国力，才有全民教育。基础教育发展关键其实只在于政治领导推行政策的决心和能力，而非经济实力。毛泽东当时就有这样的决心及能力。

　　但实施全民教育，是否就要打倒当时的当权派及整个官僚系统？这实在是不容易简单回答。但从毛大跃进后退居二线，小学入学率急剧下降看来，普及教育政策确在当时遇到很大抵制。而教育改革亦真的是近年众多西方国家的尖锐内政问题。原因是涉及太多不同利益集团，又和每个人的长远利益有切身关系。而历史显示，许多重要的“民权”及“教育权利”都是在统治阶层面对重大挑战时才爭取得到的。例如：1806年普鲁士对拿破仑战争失败，后为追上英法工业革命进程，1807年便改革农奴制，1825年开始实施初等义务教育。

　　1842年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割让香港，十年后美国“贝利将军”以战舰威逼日本开放通商。日本统治阶层眼见从前学习榜样中国没法抵抗列强，为求自保便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1872年取消旧的等级身份制，实行士农工商平等，并开始推行四年制初小义务教育。

　　1918年，美国妇女终于争取到早在百多年前独立时宪法已列明的选举权，而背景则是一次大战中美国需要妇女积极参加工厂工作，支援战争后勤。

　　1986年印度面对最大盟友苏联国策重大转变，出口市场不保，统治精英阶层生存面临危机，开始尝试努力加强全民教育。

　　毛泽东大增基础、中学教育，但又为何要破坏当时的大学教育？大学停招四年，然后办大学侧重内陆，全国文革十年又只招收约一百万的“工农兵”子弟，其学业水准平均比停办前的学生差许多，这到底意义何在？动员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一些和高技术、工业化生产毫不相干的事情，白白浪费这些精英的十年。在中国急需高等人才建设国家的时候，毛这样做是否老昏了？

　　作者推测毛是希望达成以下目的：

　　1. 文革高潮1966、67年，为新中国成立第17、18年，那时的大学生都是在刚解放前出生的。以1963年普通高中入学率只有2%，1952-1955年小学入学率不超过55%看来，可相信大部分大学生的父母都是在民国期间中上层社会的一群(那时只有20%识字率)，或是解放后官僚系统、统治阶层的中坚分子。其实这两阶层在当时存在一定的重叠性。解放时只有很少人能中学毕业，1931年总共只有一万，1936年全国只有54万中学生。解放前数年，毛泽东及其同僚统治能影响的地区仍只占中国极少人口。新中国成立后大大提升小学入学率至49%的1952年，低下层才开始获得接受教育机会。但在1967年他们才20岁，根本无可能进入官僚系统，枉论成为统治阶层精英。

　　透过上山下乡，令那些来自上层家庭社会的知识分子接触占当时中国人口80%的农民，了解中国实情，实质转变这些出身上层家庭年青人的出身背景；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老三届刚从中学毕业，文革十年正值他们的结婚年龄。而据“中国知青史”研究，知青与农民结婚是主导婚姻。这样便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城市知识分子与当时农村社会低下层的阶级阻隔。增加了低下层向上移动的阶层流动性。

　　2. 大学停招四年，可以说是透过残酷地剥夺或延迟了当时上层社会、知识分子阶层子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令他们将来难以或延迟了进入官僚体系。1970年再招生，是确保当时进大学的都是解放后出生， 而1958年后入读小学(即入学率由1957年61.7%大升至80.3%后)的学生，再加上收生成份主要考虑工农兵，便确保大学生大量来自普通人民群众。68、69年后，即64年大增小学入学率至80%后的4年，更大增普通初、高中学额。在此数项措施影响下，大学生便完全扭转文革前来自上层家庭的倾向。

　　由于任何国家的统治官僚阶层其实来源自大学毕业生，文革十年只招一百万来自工农兵中下家庭的学生，便使在毛去世后，招收、提拔年青干部的过程中，低下阶层农村子弟能与上层知识分子、城市人口在较接近的基础上竞争。

　　十年知识分子断层，在另一方面看，是五十年权力大转换。虽然这十年内入学的大学生专业水平平均较低，但出身背景较接近基层群众，确保占中国80%的农村人口利益将来不被严重忽视。纵使邓小平复出, 全面掌权后于1978年恢复以考试收取大学生，放弃毛晚年主要讲求阶级成份、政治思想。但因当时招收的大学生都是1960年后出生，在毛晚年大力推动普及基础教育下长大的一代，而文革的当权派在邓小平复出后被打倒，文革期产生了特权分子阶层(农村干部)子女，都无法再以特权入读大学。所以中国过去数千年间官僚精英绝大部分来自上层社会(识字的20%及其后代)的倾向便被历史性地划上句号。

　　近年“太子党”问题只出现在商界。前高干子弟极少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九十年代，十四大时人们担心的“高干子弟”大量进入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亦未出现。中国领导层十六大后变得“平民化”，重要领导人均有平民经历背景。许多在文革期间都在较穷省份或从事基层工作。在政策上便反映出关注基层市民、农民的倾向。 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大部分曾任候补委员。 比较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发现中央委员内女性占2.5%，但候补委员内却大幅增加5.6倍，至14%。少数民族亦提高近2倍，候补委员内均有曾上山下乡或出身基层的背景。亦显示未来领导层仍不会忽视农民、社会低下层及弱势群体的利益。

　　以上一切其实都因为三十年前毛泽东急剧推行普及教育政策，并打断了当时上层社会垄断高等教育的趋势。

　　毛其实是透过翻天复地改革当时教育体制，全力发展普及基础教育，破坏当时的专业大学教育，(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1963年前普通教育开支约占教育总开支45%，1963年后大幅提升至1969年的95.4%。1976年毛去世时为67.1%)。为推行现代化所必先实施的全民普及教育铺平道路， 并以当时国家发展，中国罕有的知识分子(亦即当时的上层阶级)的幸福及前途为代价，完全扭转中国长远的权力天平，避免中国走“印度之路”。

　　虽然华国锋是毛指定接班人，但邓小平的确是毛心目中的重要继承人。华国锋是在毛去世前九个月才被推上中央最高权力核心，之前只担任副总理、公安部长，毛未给华国锋在重大的外交、内政或军事方面长时间锻炼的机会。反之，坚持反对毛极左路线的邓小平是在毛首肯下于去世前三年复出，复出后又参与重要的外交及内政最高决策，代周恩来处理日常政务，并担任副军委主席、总参谋长这些极重要的军队职务。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会内军方代表数目急剧增多，依靠军队支持(或不反对)而发动文革的毛有句名言“枪杆子，出政权”，似乎毛为准备把权力移交给邓小平做的工作比对为华国锋准备做得多许多。

　　邓小平1978年全面掌权后，虽然在内政上几乎完全改变毛晚年的极左路线，但在普及小学教育上未作改变，小学入学率只从1976年的96%微降至1980年的93%(原因可能是实施农业包产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部分人让子女种地而不上学所致)。1978年改革开放后，普通初中及高中招生数虽然大幅度从1977年高峰2367万及993万下降至1984年的1302万及262万，并在整个80年代维持在此水平。但仍比文革前夕1965年的300万及46万大幅提高4至5倍。明显，邓小平仍继续了毛泽东的普及基础教育政策。

　　中国经历文革十年“疯狂、混乱、倒退”，但文革结束后普通中学教育仍可维持比文革前高4、5倍速度发展，证明批评毛在基础教育政策上过于激进，不符合当时中国发展、国力的言论根本无法成立。

　　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在91年苏联解体、国际关系剧变，面对比80年代不友善的国际环境下，仍能顺利在90年代推行开放改革， 全面踏入商品市场经济，人均GDP超过印度。 是因为1964年后便一直贯彻的普及教育政策，为二、三十年后开始出现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工业社会打下必要的基石。中印同时在7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自由化政策，中国成功而印度失败，原因就在于1964年开始的全面普及教育为1978年开放改革及时地提供必须的、具有基本文化基础的年青劳动力。

　　在未推行普及基础教育，国家文盲充斥下推行开放改革，不单只无法令中国顺利全面演变成商品市场经济工业社会，更可能把国家推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国时期，忽视基础教育，小学入学率低至20%，1936年全国只有54万中学生。这便是民国政府在当时无法摆脱失败命运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一生醉心“矛盾”，相信“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理性、有序、发展的中国所必须具备的全民普及教育基础及平民阶层子女大量涌入官僚系统就在疯狂、混乱、停滞的文革中诞生、固定下来。

　　比对中国及印度这两个在上世纪中叶差不多时间相继独立及解放，起步条件接近，但今日社会状况、前景，尤其是中下层处境便大不相同。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以流血革命换来解放，诞生了一个和旧上层社会毫无关连的统治核心，能带领国家真正走向独立强国之路的政策得以落实，旧统治精英阶层、既得利益集团无法左右；另一方面，因为在毛晚年，知识分子、官僚阶层为毛泽东心中理想的中国不明不白地付出了灾难性的代价。对他们来说，文革完全是无妄之灾。毕竟人总是人，官僚精英阶层在位日久，自然有维持自身利益的惯性。但偏遇到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四弟妹及妻子杨开慧，全为革命牺牲，儿子朝鲜战争中为国捐躯。故为着达成心中的理想便视整个统治阶层，身边共事多年的同袍为革命工具，视他们的灾难如无物，听来十分冷酷。

　　毛泽东认为需要切换整个官僚阶层来实现心中社会主义中国目标，便毫不留情，看来一点都不念旧。但想想长征时红军从八万多人到后来剩下数千，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数百万士兵捐躯，都来源自农村。毛其实并没有忘记，并无背弃以鲜血为中国争取到独立自主、打下社会主义江山的农民子弟兵。


表一: 中国适龄儿童入学率简表
年限 入学率(%)
1952 49.2
1953 50.3
1954 51.5
1955 53.8
1956 62.6
1957 61.7
1958 80.3
1959 79.3
1960 76.4
1961 63.4
1962 56.1
1963 57.0
1964 71.1
1965 84.7
1974 93.0
1975 95.0
1976 96.0
1977 95.5
1978 94.0
1979 93.0
1980 93.0
来源：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p324. 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表二
高等教育学生人数比较(万人)
1947； 1949； 1965；
印度 26.6； 无数据； 152.8；
中国 无数据； 11.7； 67.9；
来源：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表三: 小学未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
年限 印度 中国
1951 71.5 50.8
1961 59.9 36.6
1973 37.8 7.0
1978 42.1 6.0
1992 8.18(1986年印度公布“国家教育政策”，尝试推行普及教育)
印度：6-14岁未入学(毛入学率)比例
中国：小学适龄未入学率

来源：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表四: 中国普通中学招生统计表 招生数(万人)
年限 初中； 高中
1949 34.1; 7.1
1950 50.1; 10.8
1951 80.6; 9.1
1952 124.2; 14.1
1953 81.8; 16.1
1954 123.6; 19.5
1955 128.2; 22.1
1956 196.9; 37.4
1957 217.0; 32.3
1958 378.3; 56.2
1959 318.3; 65.6
1960 364.8; 67.8
1961 221.8; 44.7
1962 238.3; 41.7
1963 263.5; 43.4
1964 286.6; 43.8
1965 299.8; 45.9
1966 272.7; 20.7
1967 198.3; 13.6
1968 648.5; 63.0
1969 1023.4; 103.6
1970 1176.3; 239.0
1971 1234.9; 321.3
1972 1247.1; 479.0
1973 1139.0; 452.0
1974 1345.1; 541.1
1975 1810.5; 633.1
1976 2344.3; 861.1
1977 2367.7; 993.1
1978 2006.0; 692.9
1979 1727.8; 614.1
1980 1550.9; 383.4
1981 1412.7; 327.8
1982 1363.1; 279.3
1983 1317.1; 259.8
1984 1302.5; 262.3
1985 1349.4; 257.5
1986 1386.6; 257.3
1987 1394.3; 255.2
1988 1340.4; 244.3
1989 1309.3; 242.1
1990 1369.9; 249.8
来源：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 p337,338. 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 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现代卷)，p24，p207 张人杰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究》， p64,p136 杜成宪、丁钢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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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p342,p346 (日)近藤邦康，中国青年出版社
《毛泽东》，(英)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 中央文献出版社
《近代文明史》，p301,p430,p440,p563,p599 张跃发，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知青史 - 大潮(1966-1980年)》 刘小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教育史》， 于炳照主编, 台北王南图书公司出版
《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 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统计司，国国统计出版社
Mao, A Life. Philip Short, Metropolitan Books
Mao, A Biography. Ross Terrill,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Economist (经济学人), 14.8.1997, 20.5.1999, 29.3.2001, 19.6.2003, 5.3.2005
Primary Schooling in China and India:
Understanding how socio-contextual factors moderate the role of the State
Nirmala Rao, Kai-Ming Cheng and Kirti Nara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Continuing Traditions, New Challenges and New Paradigms
Edited by Mark Bray
Kluer Academic Publishers


作者简介

伍迪希 (香港居民)　E－mail:7011130420@10mai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