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巴特与第七诫

乡下人进城

他的名字在中国也不陌生了，关心基督教的文化人应该基本上都知道。当年学教义学的时候估计国内还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他。那时老师给我用的是他的一个得意门生编写的教科书，我对他的弟子的思维明晰简洁非常赞赏，但这种明晰简洁也倒了我对基督教的胃口。后来读到了他的书，知道了他弟子的思维来自何处，这时候赞叹之外又多了疑惑：以他的思维的透析力，为什么会陷在一个死圈子里而不自知？为什么他的透彻是不透彻中的透彻？两年前，一位朋友稀奇于我对他的认识，突然一天给了我这份剪报。这时候算是明白了一些……

珞珞还是第七诫
—— 神学家卡尔•巴特与其情人的通信

作者：Friedrich Wilhelm Graf

1918年12月，瑞士乡村牧师卡尔•巴特在伯尔尼一家小出版社发表《罗马书注释》。他写这部书是为了坚定自己的信仰，为几个朋友提供神学指向。一战期间，所有参战的国家都用上帝来为自己作宣传，所以，巴特想通过诠释保罗来说明，人永远不可能把上帝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偏向立场。此书的第二版完全是重写，从1920年秋到1921年夏，仅用11个月，对19世纪不是以上帝而是虚荣地以虔信公民为神学反思的中心的自由派神学进行彻底的批判。

第一版的《罗马书注释》出版的结果是，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教授资格的巴特被聘为哥廷根大学的加尔文宗神学教授，1922年在慕尼黑Christian Kaiser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罗马书注》释很快使这位左派的“牧师同志”【乡人注：巴特是一个所谓的信教的社会主义者】成了新一代的神学先锋派的思想先驱，这新一代的神学先锋要掀起一场以神为中心的精神革命，要以严格地听神的话而赢得的新的强大秩序来对抗战后的混乱，用启示神学来克服历史主义的“价值观无政府状态”（Wilhelm Dilthey）。

淫乱带来的负罪感成为对思维的丰富
1922年，卡尔•巴特在德国已经是一个名人。这时候，他在慕尼黑牧师Georg Merz的圈子里认识了红十字会护士夏洛特•冯•基尔施鲍姆（Charlotte von Kirschbaum），后者的父亲是巴伐利亚军队来自Ingolstadt的将军，母亲同样来自一个信新教的贵族家庭。在哥廷根大学当教授的巴特虽然已经结婚，而且有5个孩子，但是从1925年起，他与这位比自己年轻13岁漂亮女性产生了情感深厚的爱情关系。夏洛特为他查资料、写摘要、检查引语、誊写口述内容，以此支持他的写作。通过长途旅行，这位备受欢呼的神学家与他的“私人助手”——巴特1935年对伯尔尼外事警察如此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到1929年10月，“珞珞”住到了巴特的家。

巴特于1933年提出离婚，妻子奈丽•巴特拒绝。三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处境很麻烦，孩子们也不省心，巴特还是努力通过很成问题的妥协，一方面深爱珞珞，另一方面履行对妻子和孩子的义务。这种情况在同事圈和小市民气严重的教会圈子引发了许多道德闲话，不仅他的敌手指责他淫乱或者重婚，而且他也必须忍受母亲严厉的批评和岳母的各种刁难。

1947年，巴特给 Neuchate l批评他的牧师写道：“冯•基尔施鲍姆小姐和我从一开始就相爱，现在我们年岁大了些，依旧还在相爱。这一事实（……）说明我的婚姻有严重而深刻的危机。我的个人性格决定，我至今不能否认婚姻的现实，也不能否认爱的现实。我已经是父亲，是祖父，这是真的，但是我爱，这也是真的，这两个现实并不协调，也是真的。所以，经过起初的犹豫，我们还是决定，不以与这方或那方分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解决方法显然是不完美的，而在我所处的境地中，却只有不完美的解决办法。我没有一刻怀疑基督教诠释下的第七诫包括一夫一妻和婚姻关系的不可分解。为了履行我对这一诫的责任，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不完美性最小的解决办法：不是与此方或彼方分离，而是承受始终存在的危机——我可以向您保证，这对三方都是很难忍受的。甚至我的朋友们也难以理解，我这样做是为了努力在秩序中生活，而不是在混乱中，这我也必须忍受。”

巴特试图把这种无法排除的撕裂感当成更敏感地研究神的机遇。永久性的冲突给他的神学带来了一种“实在生活的因素”，这“以很具体的方式禁止我变成在另样的处境下有可能变成的律法分子”，深刻的负罪感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恩典”的意义。同时，巴特的孩子们在家里的紧张气氛中却很受苦。尽管如此，他们现在还是决定公开父亲与亲爱的“珞珞阿姨”之间包括很私密内容的通信，这样，一场“伟大的、无法成就而得以成就的爱情故事”浮出水面。面对自己的情人，巴特比对任何人都更敞开心怀，比如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其他人，讲新的认知，讲自我怀疑和生存挣扎。珞珞虽然没有正经学过神学，却很快就拥有了明晰的理解力。如果没有她的协助，现代神学中篇幅最大的大部头著作《教会教义学》可能不会具有这么大的规模。鉴于巴特多种多样的教会活动，珞珞强迫自己的情人专注于他的“神学生存”。

听莫扎特时的嚎哭与纳粹专制下的教会斗争
多情善感与政治上的警醒并存。“小卡”•巴特是个懂行的莫扎特爱好者，很快，珞珞听莫扎特时也不得不“嚎哭”了。他们从来不提墨索里尼，但是对“演戏政客”希特勒，这两位有情人从很早就深深地蔑视：希特勒演的是奥丁（Wotan），戈培尔不过是“奥丁的米奇老鼠”。巴特认为德国人不具备民主能力，原因是路德宗的专制国家虔信。从国社党“革命”开始，巴特开始与福音教的“统一步伐”斗争。巴特想以踏实的神学工作面对大学神学系和教会激情振奋的“同步小小们”。通过犹太基督徒学生的讲述，他们了解到了“非雅利安的整个苦难”，从日常的歧视到驱逐。

他们很喜欢挖苦汉诺威和巴伐利亚“可怕的”路德宗徒，因为巴尔干开始于巴伐利亚，北德低地平原只是路德宗威权主义激情的音箱。在巴特看来，巴伐利亚第一州主教Hans Meiser说到底是一个懦夫，缺乏神学素养。珞珞描述抗议宗内部的教会斗争的混乱，往往情绪密集。“我看巴伐利亚的教会生活很阴暗，很阴暗。”她亲历的慕尼黑马太教堂百年庆典，在她看来就是“一个教会默默的叛变”：“州长和市长发表长篇讲话（两个人都穿冲锋队制服！），还有州主教，还有 Langenfaß”——后者自1930年起是慕尼黑的教会监事——还有其他的“教会人”。“讲话的人，没有一个超过没什么可信度的世俗庆典的水平。这种情况，以前还可以百无聊赖的忍受，现在则成了罪责。”两位情人详细地通报与年轻牧师的谈话，比如 Hellmuth Gollwitzer、Karl Gerhard Steck、Hellmuth Traub 和 Wolfgang Trillhaas。这些年轻神学家曾经在敏斯特或波恩做巴特的学生，想支持巴特反对“德意志基督徒”和强调教派权威的路德宗。这样的内容对巴特专家和研究纳粹时期教会斗争的历史学家很有意义。

这些有很好的评注的信件引人进入一个遥远的、已经沉沦的抗议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牧师、牧师家庭和少数几个热心的教会积极分子自成一个圈子，处在一个教会的自身宇宙中，在这个圈子里，“世界”常常只能以扭曲的方式得到认知。深度的虔信也体现为生活的享受，学术性的神学研究在教会日常生活中也受到重视，不论是牧师还是有文化的普通信徒都很重视阅读。因为两个人都经常在路上，卡尔和珞珞连细微的日常经历也要相互通报，而对他们两个人给奈丽造成的困境，他们很难理解。

年轻时的巴特虽然也曾经摇晃反资产阶级的抗议大旗，但是他的生活风格依旧是知识型资产阶级的，尽管他赞扬珞珞阻挡“我堕落到瑞士资产阶级区域”。他的神学的诠释者已经常常提出问题，就是，他的《教会教义学》以威权的启示激情开始，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化、越人性化。这或许与他无法化解的这种矛盾处境很有关系。通过与珞珞密切的交流，卡尔•巴特发现，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现实生活，不可能归结到一个终结性的教义观念上。

卡尔•巴特，夏洛特•冯•基尔施鲍姆：书信集，第一卷，1925 – 1935年。出版人：Rolf-Joachim Erle，苏黎世神学出版社，2008年

原文标题：Lollo oder das siebte Gebot – Der Theologe Karl Barth im Briefwechsel mit seiner Geliebten
见：南德意志报2009年7月14日第12版

任大先生

“一个教会默默的叛变”

说实话，从前到后，俺就看懂了这一句啊．事情并不奇怪，背离主的人会堕落；背离主的教会能不堕落吗？

slowstep

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现实生活，不可能归结到一个终结性的教义观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