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明》一书出版,在喜爱历史的读者中反响很大,其中一个热点,就是该书恢复了对袁崇焕的常规历史评价。近几年,历史学者阎崇年一直在媒体制造舆论,企图改变公众对袁崇焕的认知。当有记者就《窃明》提出的问题,专门请教阎崇年时,哪知阎大师的回答是:“我回答的是学术问题,不是学术问题我不回答。” 从媒体上看到这句话,我像是吃了一只苍蝇。这可能是2008年,学者对媒体说过的最为反动的一句话。假如阎崇年是一个长年闭守书斋的学者,说出这话我还能理解。怎奈他从来就是个“电视说书人”,近年又在各地走穴说书,“与公众互动”一直是他的绝招,一夜之间突然只回答“学术问题”了,着实让人好笑。学者、专家本来就有责任,向公众解答自己专业上的一些问题,何况你还是一个“明星学者”,这原本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对记者说的理由更为叫绝:“研究袁崇焕的人我都认识,就是没听说过写《窃明》的那个。”真有大师作派呵!好歹人家也是出了两本书,来与你讨论这个问题,你就以一句“不认识”打发了。倘若是个普通读者想请教你个问题,岂不是比登天还难? 阎崇年说到底,不过是个口才不错的历史说书人,至于他的学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是研究满学出身,近年主讲清史。他的说书违背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底线,就是客观、公正,他喜欢下一些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结论,常常让史学界感到啼笑皆非。什么“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第一帝”、什么“袁崇焕是个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大英雄”等等,这怎能是学者讲述历史的态度呢,说评书的也不敢这么乱讲呵。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他不过是为了娱人耳目,说的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也懒得与他争论。哪知这几年,书说得多了,出场费越来越高了,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史学泰斗,大有颠覆一切的野心。尤其是他对明清史的发言,近年来越发随意,借由他的说书,传导给公众大量有失公允的历史观,着实让人震惊。 阎崇年说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带着明显偏见的历史思维观。一个史学者,讲述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尽量客观、公允。西方史学叫不能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传统史学要求的是史事“实录”原则、不好偏私的“素心”态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都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国史学精神。因为古人不能站出来与你辩白,所以我们在讲述历史时,就一定要秉承公正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家的底线,一旦越过这个底线,再新的观点也被视作无稽之谈。 阎崇年常常有此“红牌”犯规动作。几年前,阎崇年就开始到处为袁崇焕翻案,把袁说成一个民族大英雄。这么一说,就等否定了崇祯帝,否定了被袁崇焕冤杀的毛文龙,否定了当时与此案相关的大量文武官员,甚至否定了当年“生吞”其肉的京城百姓。关于袁崇焕是否为大民族英雄,只追究他冤杀毛文龙一点,就难以立论。毛文龙是谁?明朝著名抗金将领,后金对他的评价是:“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皇太极把毛文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征讨、招降都没起到作用。后金办不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完成了。史书记载:“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果然亲者痛仇者快。几个月之后就发生“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 崇祯帝杀袁崇焕,列明九大罪状,据后代学者考证大多属实,并没太冤枉袁崇焕。当年百姓对袁也是恨之入骨,袁被杀后,百姓纷纷花钱买其肉“生食”,“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可见民怨极深。民意不可违,崇祯帝不过做了一件顺应民心的事。阎崇年硬把百姓此举说成是受朝廷误导,当时也没有电视和网络,朝廷想误导民众也难呵。此事只能说明,朝野一心,袁崇焕至少不是什么忠臣。 即便袁崇焕不是汉奸,至少在军事指挥上不够高明,这在史学界早有定论。阎崇年为何敢冒天下之大韪替他翻案,将他标榜为一个民族大英雄呢?他打得无非还是那张“扬清抑明”的牌,与乾隆为袁崇焕翻案的原因一样。袁崇焕被崇祯所杀,如袁崇焕是民族英雄,崇祯自然是昏君,袁形象越高大,就越可显示明朝皇室的昏庸。那么清军入关的理由也就越充分,满人统治汉人就变得天经地义了。 袁崇焕的故事多么容易打动汉人的心呵!这是乾隆高妙的宣传策略,只需假造一个汉民族的英雄,自然就会得出“明朝不灭天理不容”的结论。崇祯帝其实算一个兢业勤俭的好皇帝,只有在这个故事中,才被描绘成一个残忍的昏君。乾隆翻案,是为了反击当年汉人“反清复明”的信念,为满人统治寻找合法性;而阎崇年翻案,则是为了在当代民众的心目中,重新确立一个“反明复清”的历史观。 历史学者的职责,就是尽量客观、全面的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对历史史实根据自己的需要大加取舍抑扬,这是史家的基本良心所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任何一个人把好事放在一块说,他就是个英雄。任何一个人把坏事放在一块说,他就是个小丑。而阎崇年近年一直做的,就是肆意“取舍抑扬”,从他的很多说法中,已看不到一丝历史学者应有的良心。 我认为阎崇年为袁崇焕翻案,鼓吹袁崇焕为一个大民族英雄,有明显拔高之嫌,此事件正在成为当代史学界的一个耻辱。我给这个事件取了个名字叫做“三崇之乱”。从好一点的方向想,阎崇年欣起“三崇之乱”,是为了抬高自己所研究的满学与清史的学科地位,使满学和清史成为当代显学,这一点他就要做到了。以小人之心度之,我看阎崇年虽自称汉族,极可能有满族血缘,否则他的很多说法与行径实在让人费解。 回到文前,他常说自己的见解是学术见解,请看他对袁崇焕这一句广为流传的评价吧:“我觉得袁崇焕这个人,他身上有一股气,就叫做正气,用孟子的话来说,叫做“浩然正气”;袁崇焕身上有一种精神,叫爱国精神,他这个爱国精神,是强烈的爱国,不是一般的说出来的。”这是历史学者的学术话语吗?完全是一副政客的嘴脸和口吻。一个学者能从明朝将领的身上读出爱国精神来,也算是一件滑稽的事。就算袁崇焕是个好人,他是忠君,还是爱国,你也得搞搞清楚呵!那年头讲的是忠君。 我写此文,并不希望阎崇年回答。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答复一下《窃明》作者的那一声质问。既然阎崇年是位历史大家,总得说出点靠谱的理由来,不能老拿看不见的“气”和“精神”糊弄读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