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巨变对英国的教训

卜丁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从单纯转向成熟的历程短得有点无情。一周前卡梅伦在海湾地区访问时，还在向威权统治者们推销武器，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的暴力镇压叫停了这方面的努力。现在，卡梅伦在排练人类尊严和政治多元化之类的语言。

要想证明这个转变不只是表面上的，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发表有关民主的陈词滥调是一回事，中东正在发酵的动荡则需要一套严肃的外交政策。对英国来说，需要抛弃有关国家利益的构成以及欧洲协同的旧观念。然而卡梅伦尚未显示出开创这一事业的倾向。

卡梅伦曾提出，外交政策可被重塑为贸易促进，这种看法始终都很天真。同样天真的是一种自封的“现实主义”，认为英国在经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应当避免所有海外纠葛。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爆发的民变浪潮提醒我们，外交政策经常是由他人塑造的。

这对唐宁街是一次天大的冲击。卡梅伦对海外表现出的兴趣，迄今局限于亲率贸易代表团出访。即使上周，在官员们警告他时机并不妥当之后，他还是坚持要展开海湾促进贸易之旅。

卡梅伦政府迄今阐述的外交政策纲领，在范围上仅限于反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自由国际主义。卡梅伦特色的保守主义植根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回避在遥远地区进行冒险。

这种政策的缺陷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无情地暴露出来，当时巴尔干半岛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遭到屠杀，英国保守党政府却袖手旁观。卡梅伦当时在政府中担任顾问，但他似乎没有吸取当时的教训。套用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话说，当下的情势迫使卡梅伦至少要在口头上转变路线。

不过，这一切事关重大，而不只意味着卡梅伦陷入难堪。误读“阿拉伯之春”的人并非只有卡梅伦一个，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解除外交部长米谢勒•阿利奥-马里(Michele Alliot-Marie)职务，就是因为她在民变爆发伊始明显支持突尼斯政权。巴黎和华盛顿一样，一如既往地缺乏准备。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表示，中东乃至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也是机遇），与柏林墙倒塌以来的任何挑战一样重大。这话是正确的。

一方面，一个支持普世价值的、开放繁荣的中东有望成为亟待重振旗鼓的欧盟的宝贵盟友及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局势混乱、极端主义崛起、移民潮失控等威胁。

唐宁街缺少的是一个战略方向。没错，卡梅伦宣称自己支持自由和民主，也对卡扎菲杀戮本国人民的做法表达了分寸得当的愤怒。但这是否预示着外交路线的转变？似乎没有人能确定。

我们必须希望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按照最狭隘的定义，北非顺利实现民主转型也对英国的国家利益有巨大的好处。经济、能源安全和移民控制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如果该地区出现混乱，欧洲会受到强烈冲击，虽然有英吉利海峡相隔，英国也难以躲避混乱造成的后果。换句话说，现实政治和自由国际主义殊途同归。

切合当前局势的战略，必须承认外交政策不只涉及推销产品，还要接受一个现实：英国如果希望掌控事态走向，就必须与欧洲伙伴通力合作。

而这当然会刺激卡梅伦怀疑欧洲的敏感神经。不过这是存在先例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推动欧盟东扩，将新近民主化的前苏联集团国家纳入欧盟。如果卡梅伦希望显示出他对外交是认真的，就应当倡导欧盟与初出茅庐的南方民主国家全面接触。

译者/王柯伦